初阅人生

脑海中最早的记忆，都是单镜头的，依稀、断续、捉摸不定，自己都有点怀疑：小小的自己，望着脚上新穿的鞋子，被牵手在人群中行走，望着摇摇晃晃的汽车蓬顶。已找不出更多的画面，至于为什么会留下这点印象，这真不是我能够回答的。按说，幼儿头脑中接触最多的，应该母亲的面容，但我真没有这方面的印象。母亲怀我的时候，已是她第七胎，而少年印象能够长久留下来。至少要三岁以后头脑发育到一定阶段，家中那么多口人，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况且我三岁，母亲最后一个孩子，妹妹又出生了。

接下来比较肯定的记忆依旧非常少，不过，印象深刻如邻家恶作剧的大哥哥，猛地把我背在牛背上，吓出的尖叫，和哥哥去祖母家的路上，惊闻不知何物的“牛哞声”……但最具时代感，又真实无误的记忆，是被姐姐牵着手，探看临时驻扎在居所周边的四野部队。被一位指挥员当玩具赠送了一架可能有某些损毁的军用望远镜，这在当时地方上有点轰动效应，当时参加区筹过工作的大哥举着望远镜远眺的镜头深留脑海里，但此物连同家中许多物件在土改中被没收，也在情理之中。大哥也与家保持距离不再回家。

家也搬到一里开外，名叫沙泥冲山茅舍中，这里登高四望，除中间窄的田垄全是青山，二哥那时已上高小，三哥也读了两年书，他们站在高处，指着远方的山头，这里太行山，那里是天山的瞎喊，也深有印象。

母亲是在生下大姐、大哥后，时隔六年才生下二姐，后来，每隔两三年，陆续生下三姐、二哥、三哥、我和小我三岁的妹妹。我出生，大姐已届青年。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他们已走向社会，与我少有接触。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二姐。她勤劳、好强、自立，是母亲得力的帮手。她督促弟妹严格而又严厉，深有印象。二哥学医不错，那时候，我在城里是个小屁孩，很少搭理我。三哥大我两岁多点，他古怪精灵，喜欢作弄我。还深有印象的记忆是，过年时节，正啃一块骨头，忽然听说有人上门来了，赶紧按二姐的吩咐把骨头扔进尿桶中，慌乱中沾了一手尿，极为尴尬。

七岁上下，去老家屋附近的响堂上学，一个学期中，老师和同学都没能留下印象，有印象只有两件事：一是贴在礼堂的一幅画；蓝天下远景是娑娑树影，近景春水中嫩绿的秧苗。也许记忆闸开的年龄第一次入吸这么亮丽东西。再有就是学校教唱一首《北极星之歌》：“星星闪耀的晚上，老师叫我看星星，他手指着正北方，说那就是北极星……”至今除了结尾处，歌词有点模糊外，韵律还清楚。有次放学回家，踩着泥泞滑入小溪，同学们七手八脚把我拉上来。

在沙泥冲居住的两年中，就是大姐从部队中请假探家的那几天。大姐在家中排行老大，也是家中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四野部队在家乡驻扎那两天，部队中的女兵，让她非常惊奇。跟她们交谈了解到，当时部队已不接收一般成员，但有知识的年轻人可以参军，而有知识的女青年尤其受欢迎。但在这件老旧意识浓烈的社会，为避免不必要麻烦，建议部队开拔后，追赶着去参军。大姐认为这是决定命运的重要关口，在家乡附近，联络了几个有同样条件的女伴，在不告诉任何亲人，包括母亲的情情况下，结伴出走追赶部队，成为四野部队的一员。这件事在今天看来，非常理智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却是大逆不道。乡邻们惊又不解的评论，祖母以破口大骂，母亲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不久后，我们这种另类家庭门上也挂起“军属光荣”的牌匾，无疑为家庭缓解了一些社会压力。在八个兄妹中，大姐一生最平顺，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没感受过政治压力。大哥虽为党员干部，一生谨慎，但反右倾时还是受过冲击。那回大姐带回不少大个的法饼，在当年记忆中却是稀有的美味。几段残缺的电影胶片，在哥姐们手中传来传去，对光辨识，向我展示一个未知世界的奇特。

记忆中的童年，由依稀模糊，变得具体和真实起来。跳跃似的变故，带有丝丝悲凉，贴合着时代的印记。按说，人的一生，尤其童年，家庭应该决定生存质量的基础。但在许多特定的年代，例如：战争，战争引发的联出社会的动乱；巨大的自然灾害，它所产生的影响，远在家庭状况的影响之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压破家庭这个并非坚固的核壳。在我出生之际，近代历史上对民族摧残最深的日本侵华战争，刚刚结束。继而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大势力为了各自的目标、信仰和利益，展开生死搏杀。在我开启朦胧人生之际，这场搏杀，结局已定，一个被破传统的社会秩序即将来临。那时候，用传统世俗的眼光看，我们家，结构完整，人丁兴旺，我出生不到一年，家庭作出前瞻性的安排，除年迈的祖母安排去离家不太远的姑妈家生活外，举家搬至长沙落户落脚在父亲从教的妙高峰中学附近。那时父亲正值中年，母亲勤劳节俭，持家有方。大哥在长沙完成高中学业，大姐专门读了会计，他们都即将走向社会。但时局动荡中，考虑即将面临的战争风险，家庭以退为计，躲入家乡。但很多东西都带有许多不确定性，或者说当事人难以预料的东西。而这种看似正确的选择，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预想风险之地的长沙，在谈判中和平交结，本以为平安的家乡，却掀起惊涛骇浪。由于祖父退出官场后，回乡置了点田产，在那个特定的关口中注定会被列为冲击对象。父亲看风头不好，跑到百里开外的衡山中学任教，躲过一劫，那两年也不回家。大姐算是家中幸运儿，而母亲领着一帮年幼小儿女，生存艰辛，又担惊受怕。不过在同委人中，母亲还是比较幸运的，至少没受皮肉之苦。

在我幼小的时候，家乡这个并非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地方，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链完整方面，堪称完满。构成这种生态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植被茂盛；第二，人口控制在较底的密度内。那时候，很多年前早已满灭亡的华南虎，乡民口中的“老虫”，就时有行踪。而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对野生动物评判，决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少年时期，素有点忧伤气质的我，很关注大人们关于虎的各种传闻，如虎影、虎踪、虎吼、虎便，都牵联一些相关的见证者，说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谈论者们话语中都弥漫着一种畏惧感。而当你设身处地，让自己面对时，你就会让所当然产生这种情绪。在一些少许偏僻的山冲内，夜降临后，如果不是多人结伴，举着火把，带着棒棍，夜晚绝对不敢外出。解放初期，一只下山的饿虎，咬死全坑冲江老汉的幼女。愤怒的村民，烧山驱虎。这也是家乡一带老虎伤人的最后案例。在那时常见的野物中，野猪是名声最差的，又最常见的野物。野猪适应性强，繁殖快，活动范围广，喜欢糟蹋庄稼，可谓人见人恨。但野猪其实不好对付，有人用锄头驱打，野猪没伤着，自己倒被弄伤了。除此之外，比山羊高大一些的麂鹿，满身长刺的豪猪，灌木中滑行的獾子，居于洞穴的穿山甲，羽毛亮丽的野鸡，都比较常见。也因为这样环境，隔上三几里路，总会有一个蓄枪、养狗、会下套的半职业的猎手，时不时拿点猎获到大庭广众中售卖。不过在当时舆情口碑中，大多数野物被扣上粗老脏腥的译语，上不了正式台面。这种情况与当时有钱人极少，乡俗民情中家养牲畜才地道正宗。另外，缺少调料、烹煮方式简单，做不出好味道也是一个因素。而这种情况也导致猎者获利不大，积极性不高，无形中维护生态链的完整。当然，难得一见的虎皮、麂骨之类又另当别论，可以成为流传多年的话题。解放后，随着人口稳步增长，开发力度加大，生物很快解构。至六十年代末期再回家乡，山林中什么野物也没有了。

近代家乡，一度因守旧封闭而贫困。清朝中后期，家乡人曾国藩顺应变故，力挽狂澜，朝中地位崛起。尤其由于湘军的组建和战场上的搏杀，至始不少家乡人投身其中，在潮流中起伏沉浮，少数幸运儿发了战争财，解甲归田当上地方富翁，也带某些乡风的变化。而祖母所在的江氏人家，由于与曾家姻亲关系，牵扯在所难免，一些口传乡典更把这种关系，演绎有板有眼。按乡典中的说法，曾国藩早年读书时，其舅舅，乡民口中的江兰五爷，在自家也并不太宽裕的情况下，常变卖以资相助。又说曾氏剿灭天栀杆时，把这位舅舅把手某处河口，嘱其过往船只，锯短三尺，以此为借口，让这位舅爷捞点钱财。但乡里中的兰五爷本脑壳一个，钱财拒纳，非锯栀船不可，言之为外甥立威。流传久了，地方人就把那些只认死理，不知变通，或者过于固执的人事，称之“锯”，比如谁问人家，伙计，你这样锯是不是太锯栀了，不过统观曾氏为人处事，著书立说，似乎与乡典中作为完全不对应。应该是同时代有过节或者有好事者杜撰。因为有趣，世界不乏这类事例，才会流传开来。

在家乡响堂小学读了一个学期，那年冬天，鉴于在农村待下去，实在没有出路可言，家庭作出再迁长沙的决定，命运让我来到新的地方，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最先居住一个叫石门坎的窄巷中，时间并不长，记忆中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有两件事非常清晰，一日一只不知谁家饲养的猫，从邻家的瓦片上从窗口跳入家中，叼着一只咸鱼，在三哥大声吆喝追赶下弃下咸鱼，又从窗口逃出。三哥举着战利品哈哈大笑。另一件事却说来尴尬，居家斜对面有户人家，一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常常坐在街门边，每次看见我，他都用一种粗鄙的语言挑衅我，让我既感到羞辱，又不知如何应对。所幸住的不久，离开后没去过那里。直到晚年再来长沙定居，有回闲逛，无意中见到一块石门坎的牌匾，才算旧地重游。

与石门坎印象中的冷落相比，新搬的大西门，却热闹鲜活、印象深刻。这条石板街宽了许多，两旁店铺林立。用今天的话语归纳是生资南杂一条街。初来这里最让我这个少年惊奇的是街头高悬的广播喇叭，它声音清亮的新闻报道，震人耳膜的音乐播放，常引我抬头驻足观看，感受它的神奇。

同街居住的少年儿童，晚饭后，常常聚集到街中，很自然地溶合在一起，尽情释放儿童的天性。尽管特定的个性与环境熏陶下，我的性格偏于内向，但自幼就有很强的语言模仿和接受能力，很快和大家溶合在一起。那时候，晚上依然营业的店铺只有极少数，大部份歇业关张。街道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天堂。很多时候大家爱玩一件“牵羊卖羊”的游戏。一群孩子串联起来，躲在一个“卖羊人”身后，逃避充当“买羊人”那个孩子的捕捉。它有固定的说词：“牵羊卖羊，一卖卖到何家大塘，老板吔，买羊啵”买客：“买头羊。”“头羊冒得角。”“买二羊”“二羊冒得脚。三羊四羊随你捉！”说完伸手做拦阻状。而买羊人东冲西突，绕过卖羊人去抓躲在后面的孩子，一排孩子们后面的扯着前面孩子的后衣襟，大家左躲右闪，嘻哈大笑成一遍。每当买客捉到一个当羊的孩子，游戏告一段落稍歇一下，被捉到的孩子再当买客，游戏又从头开始。另一件记得很多的游戏，类似捉迷藏，不过当时冠以一个“公民捉强盗”的名字。人分两拨分别代表“公民”和“强盗”。游戏开始，“公民”闭眼，“强盗”四处躲藏，躲好后，叫上一声“公民”四处搜寻“强盗”。因为街道内可躲藏的范围有限，总有些“强盗”自觉越线，要么躲到熟悉的商店柜台下，还有人躲回自家楼上，引发一些怒骂和埋怨，也在情理之中。

夜色中的大西门，不但儿童找乐子，大人们也有娱乐场所，每到夜晚，某些相对安静的路段，被辟为书场，摆放一溜长凳，供听书人座享。而说书人座在高凳上，前面摆个台子，可放置水杯、蒲扇、惊堂木之类。那时候，民间弹评说书，可说供求两旺。灯光下的说书人，抚琴弹唱，或是抑扬顿挫之中，把故事娓娓道来。而听众的座客，大都为老书痴，听满全场，一般不少于五分钱的资费。有人半场因事退席，一般也不少于二分三分。而站立者大都为揩油客，不等收钱，自己走散。并不怪罪，至少营造了人气。我时不时站边傍听一阵子。什么内容了无印象，但曲调多少记得点，最有印象的是时不时蹦出来的那一句：山在西来，水在东，山水也有相会情……。那时常说书的是一个瘤腿老汉，慨常年久座，身体不好，闹抽筋。一发作，咬牙闭嘴，呀呀呀呀叫上一阵，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搓揉拳打一番。也许久已如此，听书者毫不在意，把它当成说书中的一部份。

初来长沙那一个学期，大概无法插班，处于休学中。无事，玩得特别疯。晚上回家，也不主动洗脸洗脚，直接爬上床睡，几次被母亲拍起来，一边说道，一边帮我洗。那时候的自己，居然这么不懂事。

大西门紧靠湘江。那时候没达石堤，不规整的河岩，靠江是一斜坡状。找准地方从高处飞奔而下，直上沙滩。有地河岩较陡的地方，还有长杉杆搭建的吊脚楼。在沙滩上漫步，那里总是弥散着一股淡淡的腥臭气。有日在沙滩上看到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在那里支锅煮食。一个脏兮兮的孩子望着菜汤中翻滚的几个饭团，用我熟知的湘乡方言不断重复着：嗡哞（妈妈）我要呷饭团梗。弥漫着一股凄婉的气氛。

有的河段处，停靠大批木排、竹排，联成宽长的一遍。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在留芳岭小学读书期间，同班一个周姓的同学，暑假中去湘江边游泳，潜水突入排下，迷失方向，找不出口，呛水而亡，早早结束了生命。论起来，我短短七年半的学历，却经历三个地方，五所学校，而在读期间，亡故的同学，仅这一位。

一九五四年，是长江流域大洪灾之中，居于紧畔湘江的大西门，目睹了那场骇人的洪灾。一家人多日困于楼中，弄水、买菜、搭垫，派出所的铁皮船。街道内，时有泛舟。在水涨至快接近楼面时，被舟载离在一所学校礼堂内住了两天。而大洪灾之前，还有一次预演，猛然间街道进水，无忧无虑少年们在水中欢呼雀跃。不过水很快退去。

父亲是在水灾过后，五四年暑假，才从他从教两年多的衡山中学辞教，来长沙与家人会合。父亲从教一生，去过许多地方。他领家人从长沙返乡，我没能留下什么记忆画面。而他过往的许许多多经历，似乎很少向家人透露。这与母亲完全相反。我从少年时候起，就不断听母亲回忆她的过往。其实在家庭中，上下辈之间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和交谈是有益的，它增加了情感，释放出一种信任。通过交流产生，说个人观察，父亲在家中少言语。当然有时候文兴大发，会用带家乡口音的语言，抑扬顿挫，吟颂诗词。声音很响亮，似乎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父亲常年在外，与家乡其实没有太多山牵联，但对于乡邻还是有些眷顾之心，解放前很多年，有好几个并无沾戚关系的乡人被父亲推介到学校当勤杂工，用劳动获取一份报酬。许多人多年后还向我谈起这件事。

初来大西门，不知什么原因，触动了父亲的情感。那天晚上，他罕见地伴睡到我身边。朦胧之中他把手伸到我的后背，轻轻摩挲起来。这是我幼年时期感悟人生以来第一次，也可说双亲中唯一的一次肌肤的抚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适惬意迅速传遍全身。浑身微之地颤抖起来。不过，好景不长。几天后，恼怒我的不洗脚上床，他把我捉起来，狠狠训斥了一通。但那次唯一有感的父爱，却永久留在脑海里。

居于大西门以及后来时间，时有乡邻造访。有长沙读书的家乡学生，有长沙谋事的家乡人，偶尔也有乡下亲戚。那时还有位邻居叫张自儒，在就近的地方租店经营批发一些家乡那边出产的土纸之类。那时候的土纸，相当时下的塑料袋，是各类南杂货的包装纸，销量大，用途广，是一宗不错的生意。张自儒是家乡那边人，中学时期曾在父亲名下读过书。因此，一直称父亲为老师，叫母亲为师母。张自儒资质不错，毕业于湖大，也供职于湖大，做些管理方面的事情，工作弹性大，有大把自由时间。他看重经商，一心想发财。可惜处错了时间，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家政策走向与社会舆论走向都与私营经济反向而行，注定成不了气候。在我儿时印象中，张自儒中等身材，有点偏瘦，长而光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再加上有红点的酒糟鼻子，尖而外突的嘴巴，让人过目难忘。他精力充沛，侃侃而谈。也许每个天生都有短板。张自儒的不满意，在婚姻上，他那父母包办取下的老婆，容貌不佳，表情木纳，又为文盲，虽然木已成舟有了后代，张自儒也不断渴求协议离婚。而我们也成了他们夫妻相互倾诉的一个场所。而父母只能尽量和稀泥，做好人。不过后来结果不得而知。

五四年暑假过后，终于走进学校。首读福星街小学，由于路远，上学不便，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转校了。由于时间短，同学已毫无印象。班主任好像姓周是个女老师，在所有老师中，她是唯一做过一次家访的老师。而学校留下唯一印象，是操场边那个高的木架塔上吊着的、闪闪发亮的大铜钟，每到额定的时刻，司铃人拉动绳索，就敲响起清脆的铃声，引领校园内，要么喧闹，要么安静的氛围。

父亲回归长沙后，安排在当时位于蔡锷北路稻谷仓的十三中教学，家也搬到蔡锷北路290 号十三中教工宿舍。五五年春秋后，我就转学到离家不远的苗芳岭小学。历时三年半完成初小学历。这也是我经历的六所学校中，时间呆得最久，对老师和同学印象最深的一所学校。

苗茅岭小学是一所仅四个班的初级小学。校舍和设施也极为简陋。土夯墙，教室内的地面都没硬化，又由于地势高燥，教室内同学们一阵骚动，都会扬起一股呛人的尘土。每天下午放学后的清扫，先要用个大铁皮壶洒水。直到三年暑假期间，才请工人在地面上铺了一层三合土。比之福星小学，气派的是那口铜钟。苗茅岭小学的铜铃，也只是一个手执的铜铃。每当上下课，照例是高瘦的常校长执铃。而全校当时也是清一色几个女教师。

在两排横列的教室中间，有一块小小的操场，操场靠里的末端是学校礼堂。礼堂后面地势低一些，是一块大一些的操场，供学校做课间操和上体育课使用。体育用具，一架有些陈旧的滑梯，两座跷跷板，和几根竹撑架。课间短暂的欢愉闹腾，有时候发生在操场，有时就在教室内。

我们的班主任，一直由刘炎如老师担任，她那时候30 多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也是教师，在其它学校任教。两间教室之间的房子，就是她的家。刘老师性格平和，神态安详，国字脸上常年戴一副当时那种粗厚边框老式近视镜。几年教学中，从未见她大声训斥过学生。她主讲语文，讲课详尽而又细致，常常把话题开来，涉及生活和一些社会问题。她老家可能是湘西某地方，常听她讲一些湘西风土人情，甚至土匪杀人的事件。当然话题牵涉面广，个人知识有限，也难免有错误的地方，例如吃盐可以补血，可能老师听了错误的言论，再传授给学生。小学语文短促，刘老师常利用一些课时讲故事，把报纸、杂志、连环画当脚本，由于声情并茂，同学们听得特别入神。这种一心从教、尽职尽责的老师，也得到同学们一致地尊敬。也许正是刘老师那些动人的故事，引发我对书本和文学作品的爱好，进而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让人终身受益。在我记忆中，五十年代，即便长沙城中，当时社会整体的语言环境如果用两个字概括，只能用“粗俗”二字。那时的人们，在坦诚交往的同时，又率真直露，很多时候，一言不合，就粗口相向，也因此，在看到鲁迅先生“国骂”一词深有认同。那时少年儿童也深受影响，每每相骂，伤及父母。对此，刘老师要求大家克制和反思，做什么事情不要光想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而首先考虑它会带来什么后果，把冲动压制下去，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生不无帮助。

三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去医院生产，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改由常校长的妹妹，小常老师代替。小常老师更年轻些，但不幸是个独眼。开始，大家似乎有点不接受她，不过小常老师，很快在教学中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说刘老师讲课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小常老师就是另外一种风格，情感投入，激情澎湃。例如，讲草原上蓝天白云，牛羊奔跑的场景，不仅绘形绘色，连身形手势都配合起来，把教室氛围和同学们的情绪都带动起来了。小常老师爱唱歌，也代音乐课，她声音宏亮，情绪激昂，很有感染力。我在那个极为简陋的学校里，能遇上这样两位好老师，也是人生一件幸事。

比之老师，同学们的印象，稍显浅一些。不过，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朗朗上口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形体姿态，还深植于记忆中。同桌王毅，当时班里算身高体壮的，一直坐后排，他学习认真，遵守纪律，是典型的好学生。他父亲在干部培训学校当教师，对他要求严格，不出意外之话，他的学历和前程，应该在同学之中，是较好的。前桌段落辉，父母都在靠近学校的湘雅医院（当时虽改名湖南医学院，但大家还习惯用老名称）当医生，她也是好学生，理应前程不错。陈爱珍是一个学习认真，活泼好动的女孩。印象中她的毛笔字写得工整有序。曾作为范本贴在礼堂中，有几次“六一”国庆之类的活动，她都穿上漂亮的裙子，加入表演队伍中，似乎深得老师的喜爱。不过，同学们总称她“江西老表”，她父母江西人，父亲是个板车工，因她做家务之外还做些街道需要的体力活，她家门口，就常堆放着一些用铁锤杂碎的铺路用的石籽、典型的城市下层体力劳动者家庭，不过那时的长沙，充当城市物资运输主力量的板车工人，工作固然辛苦，收入确实不错，而像陈爱珍穿着，远比我好。而许多搬运工人，早餐去餐馆享受包子，茶点，这在当初算比较奢侈的。除此之外，赵国如，这个在班里学习一年的同学，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其实是农村户口，他父亲在长沙粮站工作，不知为何，把他放来班里读了一年，他朴实而有力气，我们交往比较多。当时班中最调皮的同学，当然是陶炳文，尽管脚有点跛，同学中却以吵闹，顽皮，大胆著称，他的外甥游刘庆年，与他同岁，同在一个班，也同样顽皮。而刘庆年的后妈有个妹妹叫颜伟林，也是现在同学，真有点巧合。

记忆中五十年代长沙小学的学习环境，还是非常宽松的。那时候学校计分用五分制，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从一般考试到期中期末考试，班级从不搞张榜公布，同学们一般也不打听别人的成绩。有时候，为提高教学效果，老师也会对一些试题进行分析，指出易犯错误的地方。而那个时候，社会和家长对教育的关注度，都是比较平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学习，不会产生太大的心理压力。社会也没有营造成绩决定人生的舆论氛围。

每年春秋之季，学校也会组织出游，无一例外，列队步行。除了有一次去位于清水塘的早期中共湘区委员会参观之外，其余的都是去离学校不远的烈士公园游玩。烈士公园占地宽广，湖光山色，林木苍翠，非常吸引人的动物园也包纳其中，让少年的我们尽情尽兴畅游其中。那里离家也不远，星期天、节假日是去得最多的地方。

老迈之年，再居长沙，少不了还常去走走，走在那个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地方。即使偶遇当年同学、故友，也只是与“路人”一般。

2020 年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