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视界

站在大视野的角度，二十世纪最轰烈的事件，当然是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产生，和由此带来的颠覆性的社会变革。而早期资本主义伴随动力机械的广泛应用，社会产生大肆扩展、资本疯狂扩张，大量出卖劳动力以获取生存报酬的工人群体，在经济核算标准中处于工人阶级在经济极度拮据中处于极悲惨的状态，进而引发劳资冲突，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作为一种不断扩展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他们渴望改变，维护自己利益，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由此产生一种实现它的冲动。二十世纪初叶，俄罗斯在社会变革中，废除了沙皇政权，以标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以列宁为首的一批人，取得社会支配权，建立了第一个标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而作为近邻的中国，虽然实质上工人阶层尚处于小量的萌芽状态，但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又极度不满旧制度陈腐气息的一些知识分子，接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成立中国共产党，参照邻国的经验，拉动处于赤食状况的农民队伍，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最终夺取政权，开启了全新的社会尝试。

但是，看似一个美好的场景，实际上却隐藏着不容忽视，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先，无产阶级本质上是由现实社会经济结构，所处的层次和地位决定的，它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标杆。而截止目前，所有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无产阶级，而即便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治理，当你所处的社会地位完全颠覆过来，由社会运作中的被支配地位，转变为社会规则的支配者时，事情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最先改变的首先就是自己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改变。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规则。如果标榜坚守底线，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权至少要进行两场革命。第一场革命，象中国似的，把掌权的对手赶下台，这需要浴血奋斗，前仆后继，得以成功很不容易，而理念的感召力，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太多人想通过改变制度而改变命运。而第二场革命，看似不流血，其实更难更难，因为她要革的是自己的命，而对许多唾手可得的利益，表示控制和拒绝。尤其深度贫困的国家和社会。第二场革命这种自我革命的事，压根就不会发生，中国就政权的成立，通过两件事，已表明它的走向。第一，领导阶层进居明清两朝皇宫后院。第二，最高决策名后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以代表了方向。

公允地说，在这方面，被推翻的蒋政权，在这方面显得更克制一些，他选择在虽有古都之名，并无古都之实的南京建都。没有去享受积累大量膏脂帝王遗产，更没有利用政权资本去博取帝王特产的万岁之名。

新政权的建立迅速对旧的社会基础进行量身定制的改造，最大、最迫切的改革，就是将占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地主的土地、及个人财产进行没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土地分配。它本质上是代表社会公平公正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一场革命中最有价值体现的一种成果。但在决策上，它是以一种强制的阶级打击形式出现的。带有太多本应避免的血腥暴力和人格侮辱，这种真真切切普遍发生的事件，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公开报道、描述和披露，受害者及其家人禁绝发声。但潜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从过去玩扑克游戏中的斗地主到三D 游戏中的斗地主，可见其流传的影响力。

并不讳言，因为祖父退出官场后，置办了些田产，一生从教的父亲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都身陷地主成份。父亲那代特殊时期不在家中躲过冲击，母亲受过一些常规性的批斗，但由于大姐参军、大哥党员干部身份和没有乡怨，在同类人中母亲还算处境最好的，没遭受皮肉之痛。由于年幼，没有目睹过现状，而很长时期家庭和社会也缺乏具体描述，直到九十年代，社会已没有语言禁忌，才听到许多当年目击者的描述，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剥掉衣服用带刺的荆条抽打；强迫被斗者吞食一块抹布。最典型例子，我列举两例：一位被斗者是地主十几岁的女儿，因过往一位贫困人家女儿，发生过口角谩骂，这个人恩怨，土改时期变成最佳报复泄恨的场所，被泄恨者拖上台剥掉衣裤，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其阴毛，执行者也因之获取一个“烙铁师傅”的美名。另一位则是五里外的地主，一个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据说当年为了让分到手房子住得更安稳，斗争会上面对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地主，举起手中长凳直击心窝，一击毙命。到八十年代他弱智的高龄儿子，才找了一个同样弱智的女人，地方上许多人评价，这是他恶残的报应。可见绝大多数人内心，还是排斥这种残忍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些被打斗者劣迹斑斑，罪有应得，但在当时真正与旧政权有牵联的人，地方上类似今天黑社会头目，甚至个性张扬的人当时叫恶霸地主和反革命，这类人物，斗争之后宣判枪毙。当然，个人所涉范围，就大局来说，仅九牛一毛。

相比农村改革的轰轰烈烈、天昏地暗，对城市工商业改造，时间上迟缓许多，形式上温和得多，整体还算人性化，整体上呈现一种“温水煮青蛙”似的渐进剥夺。在老照片、杂志上看到有私营店主，回忆自己小公司、归公的经历，先是以合营形式扩张，自己担任一定要职，自己房产住进多户人家，初时自住不要钱，其它房租收归公有。后来公司出了点事，怪罪他要职撤了，住房也要付房租了。也许正是这种渐进式似挤压，有爱国名声的著名企业家卢作孚在悲凉凄婉中自杀。其实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当时意识形态中，私有制带有原罪，注定要被剥夺，而公有则被冠以正义和未来的光环，而且老大哥已经做出榜样，而站在社会掌控的角度看，资源、运作、销售、资金、全权运作，一切都在掌控中，可以最大化的达到集团和个人意志，而且，张显和解读所谓无产阶级理论。

掌握了社会经济大权，随着各个公职部门的确立，新的社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新的社会层次的划分，自上至下大体可以分为决策层、社会管理层、城市工商层和农民群体四个层次。

作为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农民在中国整体人口结构中占据八成左右的比例。中国人口众多，整体上呈现一种人均耕地占比不高，可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发展承载能力有限，再加之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农作物制约于气候、病虫害不稳定产出，这种基本先天性条件，它很难根本性扭转的基本状况。农民、农村人口长期于难以满足基本生存要求的贫困状况。土地改革政策解决一定的农村人口贫富的分化，但整体上看它并不能提高多少农业整体生产力，而最初推行的相近农户之间的生产互助，对调剂农业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功效，但效果也有限，因为农业生产带有很大的季节性，生产关头，大家帮忙，当然劳动力充足的人家，可在完成自家生产后去帮助，劳动力相对短缺、紧张的农户。其实这在农村并不奇怪，改革前分田到户，邻里间相帮非常多，在我目睹的范围内，除了款待吃喝，并不清结工资。互助组的形式，并没有打破私有制特征。主动权掌握农户自己手中。比如有手艺的人，可以在闲时施展手艺挣钱；勤劳者可以出卖劳动力，或者有可以接些自己擅长的杂活之类，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便有些人不愿干什么，至少自己心安得，也获得一定休养生息。而接下来推行的带有一些逼迫强制手法农业合作社，则经营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土地、耕畜、大型生产工具统一管理，农产品统购统一定价，再到生产劳动决策权由党内统管，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经营自主权、产出处置权统统被剥夺，变为一个在限定持有范围内被驱使的劳动力。而社会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栓住了你的脚步，拒绝了一切可以发挥能所长的可能。在这种模式下，先天环境成为决定个人生活质量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它包括：人均耕地占有量、土质、水利、光照条件优劣，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等等。就此而言，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在整体贫困处于新的社会阶层划分中毫无保障的最末端，在绝大多数人贫困、长期半饥不饱的情况下，也并非铁板一块、状况千差万别，感受也不尽相同。

比较起来，城市近郊是最好的区域，具有许多先天性优势，信息畅通、交通便利、肥料来源较充足，他们大都以蔬菜种植为主，蔬菜价格难以被确定固化，经济效益远比被肆意压底的粮食高，而近郊便利的条件，在计划经济长期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更有利。一度提倡的所谓“社队企业”，产生远高于农业的经济效益。这类地上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接近城市工商保障所居，个别地方，甚至超出一般城市保障阶层。以我个人多方了解的情况，那个时候一般地方全劳动力一天核酸下来，工资大都两至四毛左右。而近郊地区大都一元上下，好的达到一元多。而先天性地域条件是最主要因素。

还有一些地方，耕地比较充足，自然条件比较好，粮食产出比较多，虽然征购比重大，但满足基本口粮不成问题。不少农户千方百计挤出点粮食进入自由市场出售，当时又叫黑市，因为政策上粮食不允许自由买卖，价格一般在固定价格三倍左右。其实，粮食一直存在，哪怕全国性三年大饥饿时期照样有粮食和粮食加工品交易，当时三四元一斤的大米，一般工人一个月工资能买十斤上下黑市粮，对于这种名义上的违规交易，地方上一般情况睁眼当闭眼，放任不管，有时候也有驱赶、甚至没收之类突袭。这两类农村中还算比较好的地方，大约占三成左右的比例，而在此之外的农村群体，耕地不足、人口增加、环境恶劣，大体长期处于半饱半饥、极度贫困的状况。还有一些极度偏远闭塞的地方，生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就个人经历而言，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我出生不久，直至老年，家庭和个人经历了由农村至城市、城市返农村、再入城市、再返农村的曲折经历。由于特殊的原因，在农村又经历两个不同地方，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生活感受。第一个地方，人均耕地占有和生产环境条件好一些，正常年份，基本口粮能够满足，至少基本生存没有忧虑。后来回到故乡，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不足，生产条件也差一些，口粮常年不足，更要命的是爱折腾，学大寨口号之下，连续多年冬闲变成冬忙，花大量时间精力，干那种极低效、甚至毫不效益的公益事业，本来粮食不够，在四季劳累，生活又差的情况下，人特别能吃，饥饿感也特别强。而后来那个地方，不乱折腾，有忙有闲，人得到一定休养生息，生活感觉完全不一样。

当然，个人感觉并不代表社会感受，但很大程度上，却反映绝大多数贫困农村人口的感受。更加悲哀的是，这种感受在当时大环境下只能压抑入内心，没有任何和社会表达的可能。

不过，站在社会掌控与管理者的角度看，这种制度，于他们是非常有利的人口地域捆绑式架构，掌控式的管理模式下。大计划、大统筹实施，干什么怎么干，粮食产量中征粮多少，购粮多少，什么价格统统由上层决定。而余下的按什么方式分配，也同样只能按令施行。一切尽在掌握之下，权力能够产生阻力的变故。许多在个体体制难以协同完成的事情，象水利基础施设、乡村道路修建改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以至社会公共设施，象公路，铁路之类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用无偿抽调体制在家乡体质内记工的方式协调完成。但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看，无疑是对于毫无保障的农村人口一种更深的盘剥，是社会不公正一种强烈表观，也是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大的嘲讽。

就农业发展而言，农业科技成果产生发展分享与应用，是农业经济发展、农作物增产最重要的推动力。过往旧时代，与就得生产制度下农业科技对农业的发展影响极为微弱，而新时代，这种倍增有很大的改变，而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组织，无疑能让农业科技成果得到更好更快更有效的运用。农业科技对农业的支撑，主要在，化肥、农药、种籽、耕作制度，农业机械运用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谈谈。作为农作物增产的重要因素，化肥的生产，推广使用，无可否认是农作物增产最重的因素，过往的传统农业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土壤自然释放的肥力，加小量的农家肥。在这种肥力条件下，要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化肥使用效果明显，被农民广泛接受。但长期以来，由于产能有限，始终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制约了农作物的增产潜力，个人感觉，恰恰到改革开放、私人承包时期，化肥供需大体能满足市场需求，大体达到平衡。配合土地承包产生的热情，加之自主经营后，减少许多不必要繁重劳动，农人得到一定休养生息，三者结合，促成了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相比化肥的功效明显，农民接受农药使一开始就有些顾虑和犹豫。传统农业中，病虫害防治大体是一个空白，道听途说，某心地方虫害爆发时，有徒手下田捉虫，烟叶加水熬制泼洒之类传闻。个人印象中六四年所在地晚稻二化螟大暴发，形成大量白穗，到手口粮食眼睁睁被虫子夺去，这件事情促成农民大规模、大范围使用农药的习惯，并在总结和全面推广中，把病虫害防治当成农业的基本功。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多次见证多种病虫害防治疏漏造成农作物减产和损失的场面。

在我熟悉的南方水稻种植区，最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是一年一熟的单季水稻种植，而这种模式的盛行，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它一般盛春播种，初夏插秧，中秋前收割，在季节上避开了春寒和炎夏，农耕强度不大，有较多农闲时间可以利用。而单季种植，可以更多利用土壤自身释放的肥力，品种需肥力不大，节省农业成本，尤其适合贫困人众粗田耕种，一般亩产伍佰斤上下，较稳产，缺点是很难提高产量。在中国总体上人多地少、人口发展带来粮食危机面前，难以延续下去。

在水稻产区新品种推广中，推广最早持续最久的当属矮脚南特号，但效果不理想，农民甘心接受程度不高，呈现一种水土不服状况，其所以这样，其实很容易理解：矮脚南特要高产必须建立在密植和高肥的基础上，密植带来劳动量增加，耕作习惯的不适应，尚可慢慢克服适应，后来农村也普遍接受了这种习惯。但在农技试验中可以轻而易举实现的高肥，广到农村，在当时条件下，完全不可能。这样实践带来的结果是，增加劳作以后并没能增产，反而连稻草也赔了。须知，在许多农村，稻草也是一种广泛利用的资源，盖茅草房、当牛饲料、当柴禾。结果是上级强调推广，农村应付似接受，多少搞一点。单季改双季，同样有阻力，一些地方经过很长时间才最终落实下来。为什么，双季稻虽然能增产，除了辛劳之外，还存在一些季节性风险。比如早稻育秧就是一个关口，早春气温变化大，没有规律性可言，下种的稻谷有时一场强寒潮就报废了。在薄膜覆盖育秧普遍推广实行前，一直存在很大风险。而早稻收割和晚稻翻耕栽插连在一起，又正值酷暑期间，时间紧、强度大，是最难熬的时光。而晚稻抽穗、灌浆期也常遭寒露风袭击，同样存在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推行实行多年的双季稻种植，私人自主经营后，许多地方又改成一季杂交稻种植。当然，尽管有许多不利因素，至少在我熟悉的范围内，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双季稻种植普遍推广开来，也起到一定的增产效果。而在记忆中，杂交水稻推广之前，农村普遍推广的抗品种“农垦五八”，作为晚稻优良品种，是推行最广、种植最久的品种，除产量较好外，米质好、口感好，也有口碑。但“农垦五八”用传统的手持扮禾方式难脱粒，也引发脚踏式打稻机大力推广。在农业机械方面，北方旱地小麦种植区，在机械翻耕、播种、收割方面有成熟的技术条件，应用比较好。而南方水稻种植至少在集体时代，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农村运用非常落后。

改革开放后，整结农业集体经济时的弊端:干多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表述是主流的。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在传统农业生产方面、例如.春耕、春播、春插.夏收、双抢、秋收冬种、等重要的，关乎口粮的生产环节上，不论生产指挥，还是一线生产者，大都以一种尽力而为的姿态，投身其中，为抓季节，促功效.一般都会采用按量计酬的方式，不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而在农闲季节，尤其一些明知没有什么效果的劳动，许多时候会用应付的手段，慢慢来，混日子，而生产队作为集体经济时期基本核访单位，在那个年代，又充当一块人人都啃食的“唐僧肉”，除生产计工外，农管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社队企业人员，外抽外调劳动力，统统记工，参加分配本来农产品价格底，如此之下，一个劳动日工值二毛三毛，就成了常态，而到学大寨时期，四季忙碌，又没有效益，农民口赤贫也理所当然。可悲的是，明知道于一天两毛三毛，但不去混.这两毛三毛也没有。而另一种情况，就是舆沦高压下的身不由己。记得有年冬天，持续底温冰冻，天太冷少数躲在家中不出工，大队支书立马颁布，无故日旷工者每日罚谷五斤，由民兵营长，直接去生产队仓库扣领。

分析过往党管集体经济时代，那段以所谓总结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变革引发口人为社会灾祸.它产生的影响，造成的损失，只能用损失惨烈、前无古人，刻骨铭胸来慨括，个人口观点:与年前先生那次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深有牵联.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引发的反右实质等于宣告，共产党的天下，只能歌颂，决不能置疑批评，于是乎本来俯首听命，宣传机构，新闻媒体，陷入一場毫无底绕的胡吹乱捧中，在农业领域，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农业高产报道从百户几千斤，上万斤、几万千.到十几万斤，吹口汽泡，一个个当成‘卫星’。堂而皇之刊登在权威报刊上。印证那个特殊年代有多疯狂。而居于象牙塔中的决策者在这种虚拟幻象中自我陶醉，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伸手摘星。而打破一切常规的疯狂举动，农业又是重灾区，让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业雪上加霜，让中国陷入连续三年的全国性大饥荒，上千万人在饥荒中饿死，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一次头脑发昏人为灾祸，造成如此大的饥荒，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而至少在体制上党管下的集体经济是灾祸之源。

作为受害和见证者我当时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就此进行一些具体的回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也由于三年大饥荒的牵连，家庭有几口人被迫回到农村。据乡里农人讲述，人民公社大跃进中，为创高产奇迹，上面在一定范围内推行无限密植造成颗粒无收，也早在农人们的预想之中，而北方小麦种植，深挖一米，大量生土层被翻垦上来，加密播，高颗粒无收，也相差不远。

饥饿最严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高峰在六〇年春荒时节，仅从我居住生活过三个农村生产队看，死亡人群有一定的共性，年龄段大多五十左右，男性死亡人数远高于女性，大概三比一的样子，死者大都先患全身性水肿症，当时俗称水肿病，病理为极度营养不良，为什么恰恰是这样的一批人，其实也不能理解，五十上下，在习惯上是处于全劳力阶段，活计重，生理消耗大，而这批人不少有基础病，生理机能处于退化阶段，对营养消化吸收和利用比年轻人差，在劳作繁重、营养摄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为高危人群，也一些年事高、不参加劳作的人，反而安全些。除了粮食大幅减产，人民公社成立，家庭这一最基本社会基础细胞，近乎瓦解，而过往市场上肉、鱼、蛋的主体生产供应链条被切断，城镇工商人口也深受牵连，很多人口粮、食用油供应指标减少，肉鱼、蛋类近乎绝迹，全国整体陷入苦日子中，个人感受直到六三年夏收后，情况才接近恢复正常。

相对于占据八成人口毫无保障可言的农民，以工商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在新划定的社会格局处于一种底度的社会保障状况。他们有一定的工资收入，有定量定价的粮油类物质供应，及底度的居住保障，整体上与社会供应链相联接。是党管体制下，固化城乡二元结构中，与农村对应的社会基础人群。他们的成员包括各工厂职工，城镇商贸服务人员、教职、医疗工作者、企事业单位职工、行政职能部门中下层人员、军队武警之类中下层人员，以及居于城市的个体工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家属。这些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工作的额定时间内，有周六末节假日和体制内规定的休假，享受与当时社会相对应医疗保障、额定的退休金保障。那时候虽然大部份底层人士工资水平底，但社会决策阶层，为了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在商品供应和市场价格上几乎没有通货膨胀。而存款的利息，也是实实在在的增值。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过往的阶级划分，与现实完成脱节。财富社会保障链条上供养的人员，已脱离无产者的身份，而大量毫无保障农村赤贫者，才是真正的无产者。也因为看到问题的实质，敢说真话的梁漱冥先生才有“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地之下”一说，在那样一个年代，结果也可想而知。

虽然从宏观上看，城镇社会基础保障人群，有相应共同点，但具体社会运作中，它们的存在感与社会形象，又不尽相同。自我感觉，也存在差别。相比其它从业人员，从事商贸服务部门的人员拥有一定的职业优势。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体力付出不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手握紧俏物资，近水楼台，多少要沾点雨露，这在当年也是不言自明的。手握利益，被人景仰，难免不产生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而不少人员服务冷淡、态度高傲是社会共识。即便最底层的农村供销社售货员，在农民心目中难得的肥差，比社队干部更被人敬仰。奇怪的是，在社会翻天覆地变化之后，仅就物质生活而言，可以说所有人都得改善甚至是极大程度的改善，但在社会表达上，仍有许多人怀念过去，也许他们怀念的是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心理优越感。

在这个群体中人数最多、威望最高、当时最为时代敬仰的，当然是产业工人群体。在马克思理论中，工人是无产阶级代表，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无所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是被盘剥的对象，因此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这种看似公允正确的论说，加之工人在利润和社会期盼中的先天性优势，不可避免反映到现实中来。但理论必然只是一种推识，马克思尤其如此，真理和人为误导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分辨出来。

而新的体制，就社会大环境而言，本身就有许多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条件，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几十年战乱平息，对经济增长数据大幅提高，集中各种力量，一心一意发展生产，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而许多人用一穷二白为改革开放前落后的社会发展当成头号理由，其实是穷词夺理、自欺欺人而已。事实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在正确运作下，许多方面都会慢慢兴盛起来。事实上新兴工业的兴起建，工人队伍不断招收扩展，加之苏联的援建、帮助，有利发展的条件还是很多的。

但在工业整体发展思路上，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用穷家富养的方式促其运作。例如厂房设备国家包办，原材料供应低价补贴，仅就工业生产大量需要的煤炭资源来说，煤炭以低价，依然国家对煤炭开采的补贴来支撑。但这种富养似的工业发展思路，真能提高工业效益，结果恐怕是否定的。而在管理运作上，中国官场盛行的上下有别、先后有序、四平八稳的管理术，也在工业体系中广泛推行。而改革开放后吸收先进技术，优化生产环节时，不少工人因之淘汰下岗，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在那时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产能严重不足，长期买方市中，把所有低劣都掩盖起来了。

那时候，中国的许多企业，虽挂国企之名，实际是又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团体，内部关系稳定相互依存变高。而不少社会福利，依存内部解决象住房、医疗、乃至文体、子女基础教育，都依靠内部自行解决，行业之间、邻里之间、也相互攀比、追求福利。因此，即使有些效益的企业，赢余资金，也尽量投放内部福利之中，生产经济原地踏步，也可想而知。这样的经营方式，这样的企业精神，放在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中，怎么能够生存！

尽管实际状况极不如意，但国有的宣讲口径上，经济欣欣向荣、形势一遍大好，这种早已定好的基调，固直不断地重复，个别行业突出的人物，象鞍钢的孟泰、首都掏粪工时传祥、大庆工人王进喜、战士雷锋等名，经过包装放大、反复宣讲，当成时代的主流。而经济数据永远和四九年对比，增长了多少多少。这种以偏概全的自我吹擂，屏闭一切外部世界真实的国人，真以为中国处在一个欣欣向荣世界里。直至改革开放，痛定思痛的反醒之中，反映外部世界公佈各种差距，人们才大吃一惊。

再从中国消费市场方面来分析，从建国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尽管人口接近十亿，但占八成农业人口中，绝大多数家庭和人口，除了一些必不可少，象生产类的化肥、农药、种子、某些农机具外，家庭个人消费只有布匹、煤油、食盐、火柴、象锅碗瓢盆之类，都能用则用，衣被补了又补，木盆竹碗并不稀罕。许多农家买块肥皂反复掂量，当成一种奢侈，穷困时候三五天吃不上盐，没火柴去邻家借火，决非虚构捏造。而大有人在，两毛三毛的工值，孩子多的人家必然亏欠户，去哪里搞钱？许多人家，靠养几只母鸡，隔段时间拿鸡蛋去供销社，换点盐和煤油。而生产队的情况，征粮无偿，购粮价也很低，一担谷子才八元多钱。绝大多数生产资金靠公猪私养模式：即生产队出猪苗，农户私养，补贴一定的饲料粮出售交款归公，结算一定的工分。这种养猪模式以青饲料为主，投入少，花工多，它解决了生产队的资金问题，缺点是，本来不足的口粮在除去一批饲料粮以后，口粮标准更低了。

但即便底下的社会消费力，而建国后经三十年的工业发展，仅当时城市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东西，还属社会紧俏物资，须凭证供应，社会生产力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卖方市场中，企业中最牛气的，是能够打开多方市场、尽快销售产品的业务员，象格力电器的销售牛人董明珠也凭此登堂企业最高层。而当年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卖方市场中，神通广大、能又快又好买回货品的采购员，才算牛人。而当时用于采购的各类手法，也是社会私舆中最时髦的话题。尽管计划经济下，表面虽然制定采购对象，和大体的指标，但实际上，交多交少、交快交慢、交好交坏，都有很大的心灵活性，在后台、人脉、口才之外，还要讲相应的利益输送。例如说：我们这边缺某某东西，你们那边听说有，如果能帮忙拉点来，我们这边尽量优先供应你们。如此等等，也满是旋妙。

不可否认，在与当今社会全面对比中，计划经济时代也并全无亮点。至少我个人认为，在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整体上.从行业操守、到从业人员.表现得克守本职，心无傍骛的本职精神，整体被社会信服，而改革开放后，太多复杂的利益考量被掺杂进来，许多方面偏离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的本职精神，从而社会广泛的置疑。

不过、细论起来，在当年较长时期的乱局中.两个领域所处环境又有很大的不同.

医疗作为一个社会须臾不能或缺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年高决策者自身需要依赖的单位，在动乱年月中，相比其它行业，还算一方净土，所受冲击最少，文革乱局中我当时所处的乡下，一位家庭富农的吃皇粮乡村医师，无论单位，还是家中，除文革初期破四旧”被烧了些藏书外，没受其它任何冲击，而社会医院受冲击的造反派也比较少。不过教育界情况就大为不妙了。首先，在当时主流意识中，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教育界，意识形态中，划定小资产阶级范围，是需要改造，需将防范的对象，知诚份子自以为是，爱表达，这在当时是犯讳的，好在经过反右的社会重击之后，知诚份子，知道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而文革中知诚份子再度社会重点冲击对象，所以在了城市社会保障人群中，知诚份子有点另类待遇，文革许多人成了冲击打击对象，许多学校关张歇业，一些老师也入了牛棚。但文革中的大中学生，却被激发煽动起来，成为造反一方，串联起哄，扰乱一切的中坚为量，被决策者驱动达到既定政治目标后，却来了个卸磨杀驴，学校停课，曾为造反主力学的知识青年，被拆解分散至农村和边远地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有内在原因，一则，天下大乱、社会停摆，众多待业闲人无处安插。最主要的害怕年轻人迷恋上这种造反习惯，将未遗祸无情，千万别以为个文化革命，就容许选反，在当时，只要真正有点起事苗头，哪怕无个无聊无知之举，说点什么出格的事，写上个什么字。

从这类，马上会上“反革命”的遮天大罪，要掉脑袋的，一句话杀头。绝非虚言，比较起来，红色恐怖，比之白色恐怖，更恐怖得多。直至改革开放，在新的法制建设中，所谓“反革命罪”才被取消。

最后，就科技方面说几句，“两弹一星”一直是过往社会最响亮的名片，最顶级的炫耀，作为国人，也觉得难能可贵，它的成功，是多方面逐成的，建国前后，新事物光环的召感力，留住和召回一些顶级科学家，他们的探索精神辛勤付出，是最重的因素，财政支的持，苏联人打下的基础，缺一不可。至于决策看，在这件事情上，还算有一丝清醒，没有把这些人，投入乱局者，让他们有较为宁静工作环境。但放眼整体科技层面，无论科技基础、教育支撑、人才培养、产业技能、提升改造、企事业单位科技投入，全无亮点，国家出口，全靠一些初级农产品，工业科研体系在封闭落后中自我运行。哪能产生什么成果成就。

居于城市基本保障阶层上的，是带官僚性质的社会管理阶层。社会管理阶层，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属性：其一是开创和维持社会秩序，使其正常运转；其二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证社会持续发展动力。当然，在具体运作中，又细分成许多专业的职能部门，自上至下，又带有一定的梯阶性，是一个庞大的社会运营系统。与前面两个社会阶层相比，后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民、城市工商群体，属老百姓范围，在这个系统中，按行业量身定位。而社会管理阶层，本属决策层的下属，有明显的政治标杆，主要打江山人群中的中下层在职人员，及计划归进的一些专职人员，知识分子。

尽管，就政权标榜许多响亮的名头，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平等、民主等口号，但在经历上千年封建等级浸淫的中国社会意识、文化氛围，群众观念中，封建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而社会官场设置在现实中，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一下子就毫不犹豫地陷入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泥谭中，那些标榜的口号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迫于现实，社会很快接受这种规则。官分三六九等，职有大小尊卑，官大官小，上级下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永远是领导与被领导；发令者与听令者；颂布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薪酬与待遇之间的差别。这种反映官场本质的东西，被制度毫无区分地保留下来。以官场出行为例，什么人开专列，什么人拥包厢，再往下的软卧、硬卧，官场有序，丝毫不可以逾越。如果说出行工作，工作有重有轻，有大有小，而生病就医，同为治病救人大牌人物享专医保养，名医专家招手即来，在特级享受之外，同样住院高干病房与普通病房千差万别。至于声称为之打了天下的老百姓，尤其可怜的农民，除了找点偏方，一切听天由命。这就是命对利益的所谓无产阶级本质。过去有句很经典的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应该改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自己，才会考虑解放别人。”

从社会治理阶层所属两个职能运行效力和效果方面来看，社会维护管理这个职能，运行得非常成功和高效，完全取得它应有的效果。这得益于它自身具备的条件，就政权成立，一党专政，一家独大，基本排除了各种内裂和干扰，而封闭的外部环境，屏闭许多外部干扰，党管组织的层层渗透，把脉，而社会宣讲和一切新闻媒体，社会喉舌都同时按规定的口径，不断重复同样的基调，例如：党的正确，无产阶级的先进，敌人的腐朽没落，前进路上的欣欣向荣，让人们长久生活一种虚假的幻象中，而等级划分，社会的贫困，统统被掩饰起来，而对社会不公不满，只限于家庭和个人的私下表达，而排除任何集体集中表达的渠道。象大跃进，人民公社，瞎折腾，直至饿死那么多人口大饥荒，在如此算严的管控，人民群体性忍受失声，放在其它社会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社会把控能力，真到了炉火纯清的地步。当然，许多人会提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社会乱象。但那样一种乱，社会治理阶层本身并陷入到一种乱局中，而引发乱局的经济狂热后，产生重大后遗症，进而形成内裂。而为了消除内裂，而发动的文化革命，是极度煽情下有目标有方向，能把控的内裂，乱的是对手和他们一心整治的对象，目的达到后，基本平息下来，并未失控，而被煽动起来潜在的学生造反大军迅速被分散拆解，下放边远乡村，这样的操作真让世人佩服。

不过与社会治理的卓绝成效相比，其实更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治理，却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而许多先天性的因素，早就决定只能如此，我只会如此，这在前面的农村，城市工商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这里只就这一阶层本身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上层把控计划经济，上下联通的体制，在体制本身看言，也有一些先天性的优势，如果真正放在以高效为目标的运作系统中，让许多事情，能在同等、高效、迅速中运行。但问题的根源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官本位运行体制，本身是建立在纵向上有序，横讲究平衡，它的实质是打江山后的成绩共享，而精简实效，根本不是施政目标，是一个非常繁复的系统。在这种系统和它的运作下，许多人事是安排，挂只是个名头，享受相应等级成果，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享余生，大量财政资金，北用来养官，这样的状况，何以能发展经济，已至建国20 年后，不但农民极少能进工人队伍，就连城镇自身增长的人口，都无力消化上千万城市人口被逼上山下乡，就是最好的说明。

居于社会顶层的，是社会决策阶层，大体上就是居于中南海那一批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结束，在胜利成果的划分中，居功至伟苏联，在其把控东欧，选择共产党执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也因此，进入两大阵营对立的时代。而成中国二战结束又又进入一场内战搏杀，获胜的中共随即主宰国家。在这个政治平台上，他们有异于过往鲜明政治标杆，他们把握社会，决定社会走向，也最终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

中国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农业走向上，他成功地进行均地性的土改，在声势浩大的斗争风浪中，大立声望、大树权威、收获大众民心，继而推进党管的农业集体化，顺利地完成了对生产、销售、再分配的决策权，把农田、农民、农产品置于自己严密管辖之下。在城镇，随着对私营个体经济的拆解吸纳，同样完成党管下的国营、集体经济的管理和把控。在此基础上，许多打江山的骨干人员似政体设置，专职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主管单位，通过这种制度设置，实现了对社会所有方面严密控制，达到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具备全方位控制力。

其所以会产生这种局面，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马克思理论标榜认清了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给那些标榜的马列主义者，先天性的底气，而操控政权后，没有一切阻力和干扰，这种底气又在自张扬中被无限放大，老大哥的榜样加之任何执政者都希望能拥有更多掌控力，而逐步形成并不断巩固，一人独大，把控一切，加之中国深根蒂固的帝王思维，多种因素结合，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在治理国家的自我宣讲中，为了笼络人心，标榜底气，最经典的宣讲：革命者来来自人民，深知人民疾苦，为人民利益浴血奋斗打天下。看似顺理成章，但细辩之下，不值一驳。造反者来自人民不假，但何种人又不来自人民？军阀、土匪、杀人犯不都来自人民。人民是大众，是社会基层，也是社会底层，甘当人民的人无欲无求，但求平安慷慨。所以人民当中，那些心怀异志或者野心勃勃不甘平庸的人，谋求更好前景，和风光的人生，所以人民又是一个总是被细分化的群体，不甘做人中人，才会脱离人民队伍，许多人拿命冒险一搏，以求命运改变，而脱离人民队伍的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甘心回到人民种，这是被无数事例证明的真理。为人民打天下，笑掉大牙！小孩子都不会相信。

如此强烈地把握了社会，从内心上说，至少在决策层的愿望里，他们也希望搞好经济，带来社会的繁荣，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激和赞颂，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真是这样，对社会都是福音。治理、决策层，享受特权，也无可非厚。

一九五八年，建国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国家决策层，似乎要在国人与世界面前，展示经济能力的大考，似乎要以一种超乎常规方式，迎来工农业生产的大爆发，迅速把全国列入共产主义，推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国人民被调动起来，按着决策者安排，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搞各种打破常规的发明，各类高产实验。但狂情下的实验，与预想的结果完全背道而驰，在瞎折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之外，根本就难以满足的粮食，造成大幅度减产。造成延续三年的全国性大饥饿，饥饿也夺去千万计人口及牲口死亡，那两年全国人口增长陷入停顿，结果决策者一场大造声势、信心满满的经济大考，以及分的完败收场。也成为一场空前的人为灾难，一场世界性的大笑话。

共产党的宣言与决策者理治中有许多看似很不错信系，例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这真是合党的共识，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那么，许多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例如，这次信心满满的自我大考，如果真有调查研究精神，从各方面分析判断，例如，军事化、大食堂，对于拆清社会最基本家庭单位，而家庭位，还牵带许多社会职能，象过去社会供应链中的肉、鱼、蛋之类，靠农村家庭生产，取消家庭，切断了社会供应链。如果真有调查研究，用什么方法弥补，再例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这类东西，如果先搞个小范围的实验，摸索验证再推广，就不会贸经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因此那些口口声声倡导的东西，只不过嘴巴上说说而已，或者是仅仅对下属对别人的要求，甚至只是教的门面的说词而已。

实验遭受惨败，本着共产党自我倡导的那种精神，承认错误，吸取教训，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广泛总结经验，避免以后再犯类似错误，这是必需面对的事实，本该持有的态度，但到了那个最关键的决策者，完全采用一种背道而行态度，五七年庐山会议，有份量的直言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提出直截了当的批评，决策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煽动情绪，利用权利，对那些评者进行打压和迫害，再联系一九五七年，借整党鸣放之机，对民主党派知识份子的打击迫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庐山会议期间，虽然败相显露无疑，但对于那些早已脱离实际，沉迷在象牙塔中、每日看报、听会阅公文，陶醉各种眼光缭乱各种虚假信息中的来说，他们对批评者言论还将信将疑。直至60 年春荒，四面八方的饥饿传闻，大量饿死人消息传出，市场上肉鱼蛋绝迹，他们要象“特供”，也比上往日风光了。他们才终于知晓，事情远比庐山会议批评讲的，还严重得多。后来所谓七千人会议上，有重磅人物在报告中作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词。但后来的社会性整结上行政部门违心、迎上的做了一个“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来粉饰事非，掩盖真相。至此，这场自导自演、经济闹剧完败后，继而引发出，应对考核的完败，和社会公信力的完败。

一群在战场上，雄心勃勃，所向披靡的人，转到治理国家方面却如此低能，这是他们自己绝没有意料到的，更是决不愿意承认的。首先，打江山和坐江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善于打江山的人，本身就不善坐江山。在传统的农商经济时代，社会运作相对简单，找些懂行的辅助者，勉强可以胜任。而工业、金融为主的现代社会，经济运行复杂许多。而社会决策层，把控一切的社会，一步不慎会引发巨大的损失。决策层如果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情况也会好一些。而权威主义的推崇，权力不断向核心集中，吹嘘吹捧自我意识膨胀，一人独大，决断天下，是这社会祸害的根源。“文革”结束后，整结社会怪象，“造神”一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最终神主宰一切，搅得社会天昏地暗。其实细说起来，造神早有迹象。战争年代，战败的教训，党内舆论开始往战略意识能力较强的人身上堆放更多的筹码，以增加权威和决断力，以求更好的打赢战争。加之马克思主义本就爱树立中心和权威，这种效应不断叠加，一人独大，在所难免。战争年代这种局面也许利多弊少，到和平建设年代，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引发灾难在所难免。举例说决策蹭感叹，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如此思维之下，“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就成了国策。如果说战争年代党内造神，全国解放后，除党内外，社会空讲开始造神。这里且说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风潮中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农业八字宪法”。据说，快农读了些农科方面的知识后，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农业生产方面要素、行业专家，就媒体集体哄抬炒作，说领袖人物对农业生产概括性的科学总结，把握农业生产精髓有方向，进而称之农业八字宪法。连我们小学课本上都专门介绍所谓“八字宪法”，而事实上这是一种毫无实际指导意义的东西。因为任何农业种庄稼的人必然会遇到问题。正如生老病死一样，人生一样，你知道不知道，同样都要面对。就种庄稼而言，善于观察思考，整结经验的人，会获得更好的收成。就农业科技而言，只有在方方面面，各种细节，勤观细察，记录各种数，通过对比、分析、总结才能产生真正实用的科学成果。而且就算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总结，它也不全，不合格。在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光照、温度、季节、地域，都没涉及。例如喜阳的作物种到荫坡上，就必然生长不良。再比如，只适合春季种植的作物，放到冬季去种植就必然颗粒无收。也正是这跪舔式的，毫无原则的造神，最终断送国家前程。而到文革时期就进入全民造神阶段，而听任何事情先翻阅最高指示，每日少不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天天喊万寿无疆。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疯狂的魔症中。

大跃进，经济上的完败，和如此巨大的损失，让自以为神人的决策层，终于有了点清醒了，知道凭自己那点三脚猫功夫要按好经济已不能，不得不在一些经济决策方面放手，但他绝不甘退居二线，依然要占据舞台中央，三年大饥荒时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舆论道令大搞忆苦思甜，集中火力加油添醋暴露社会的黑暗，已收租院达到最峰抓住这种社会炒作之机，五十年代，并非很深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建国十几年后，却被不停话炒成社会主基调，这种意识形态改变性质，煽风点火之下，有了任意扩展，无限操作的可能，而大跃进完败后，形成的内部高度的矛盾和裂缝最终成为冲击主点，引发十年动乱的文化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些刻骨铭心的深刻教训，新的掌握者才顶着巨大风险，改弦易辙，彻底扭转国家走向，开创全新社会局面。

象所有终生的独裁统治一样，当掌权者生命终结，退出权力舞台以后，都将面临，复杂的，新的权利制衡的博弈。让人感叹唏嘘的是，过往再多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再震耳欲聋的万寿无疆，除了代表帝王的标志，对真实的生命，起不到丝毫延缓作用。而在此之前在强权的支配和恐固之中，它制造和累积了大量的矛盾。而此刻在强权下隐稳的一方，它巨大的能量，马上释放出来。而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所谓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和一些新上位造反派头头构成三合一政，本身就是一种强扭下的组合，本身隐藏着不可调和矛盾。这其中革命代表，代表的是一些打江山人派，军队代表亦是如此。这些人与文革中被强制赶下台的人有深根蒂固的内部联系，与意识利益的关联，而文革中被利诱出来搅局，并登上夺位的人，在新权利制衡下，成了首要的打击目标，随着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四人帮”的倒台，决策者过去倚重的对象，包括名实亡的夫人、扶上高位侄儿，都被清剿关押。而造反上位，自上至下无不被清扫出去。而动乱根源，颠覆一切，专权者肆意玩弄社会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反面词语，从内容到形式，被彻底否定。

而文化大革命，虽然最终动乱全国，但本质的出发点，是大跃进完败后，决策者在高层内部失信的被动局面，本质是一场重塑局面，重新定位的内斗。许多高层人物成为首要打击对象，象刘少奇、彭德怀等许多人在迫害惨死。清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继而几乎所有政治运动里，象胡风，反右，四清都进行平反，加之文化大革命所涉人口以千万计，至少在形式上对过去极权时代进行否定。在农村废止了几十年不变标杆式的阶级成份，所有人，都回归农民这一本质名称中。

行政初期，被推上台的主政者与元老派之间，既有合作也存在分歧，这也是必然的，清缴造反派合作得很好，因为对双方都有利。丢弃社会内斗，一心发展经济也是共识。唯有过往权威的心态上有分歧。最终凡是三争产生矛盾，而新政也自知，无论根底、威望、人脉自己都比不上，知趣退出政治舞台，元老独掌江山。

而在执政理念上，抛弃了个人独裁，至少在圈子内部都能畅所欲言，表达个人观点和意见，至少不会因言获罪。在社会也允许民主党派、专业人士发表看法，提供建议。就当时中国而言，已经视为一种极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最关键，但在当时条件，非常艰难的过程。社会臆断下所谓先进性，共产党执政理念上的优势，它在过往中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再从这条路上走下去，只会钻进一条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就是摒弃过往，对接世界重新开始。实际上只能暗渡陈仓，变通的用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进行。它即合符现实，又包含许多无奈。过往办事，从大造舆论开始，往往雷声大雨点小。这种方法被摒弃了“不辩论”的策略，看似有点无赖，也唯有如此。因为长期宣讲下，许多固有观念很难清除，而且就算元老派中面对道路选择分歧在所难免。旧的一切虽然被抛弃，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却不底，认真追根究，如果那样的话，共产党的观念和形象会彻底垮塌，从而动摇了执政的根基，国家也将陷入空前的混乱中。而当时中国整体国民民意，都没有彻底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也找不出可以有效治理国家的政党和人物。尽管有许多无奈，和由于这些无奈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当时的中国也是唯一的选择。

这场改革开放，最初选择从农村开始。在社会宣讲上，安徽小岗村农民私议分地承包事件被当成主因，这不过，贯彻高层意志一个借口而已。在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表达自我意志的权利。而过去的发生集体化，决不是民众的自由表达而是社会煽情下，带一种强权性质捏合。小岗事件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前，会当成倒行逆施的反革命事件，马上会重大的罪名加身。即便新政权下，如果不符合高层的意志，也很难得逞，更别说正面社会舆论支持。农村是社会最底层，又占据八成人口事关重大。在这件捆绑式的集体经济运动下，许许多多人对前景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是由当时的现实所决定的。拆散集体、分田到户自主种植，对农民来说，在新奇、欣慰的同时也有一些惶恐，例如集体经济时期，许多方面分工，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犁地、育秧、防治病虫害，分配一切要自己，好在，大家很快适应了。其实仅仅站在农业增产的角度看，私营也并没太多优势，而农业增产受许多条件制约，而持续高效增产，几乎不可能。而私营农业的真正的进步意义，在于松绑了集体农业对体制内的人无时不在，无处不明显的人身束缚，农民除了可以自主决定生产全过程之外，即便你没有搞出什么增产效果来，至少你不会再陷入那种长期低效、甚至无效的劳动中，在自由自在中得到一种休养生息。绝大多数人会尝试干点，自己想干，或者可以改变自己前途命运的设想中。大量农业人口的真正出路，在于走出乡村，根据自己特长和意向，自由选择，溶入到持续发展的社会潮流中，凭借出卖劳动力，学习技艺，从事小商小贩，获取一份劳动报酬。站在社会大视野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越是开初，越是艰难，为了得到那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报酬，多少人付出了艰辛，难以想象。即便这样，许多人还是坚守，没有退却。对于赤贫的人来说，你没有其它选择，你不干，注定一无所有。工资虽然微薄，但比大集体时代干一天两毛三毛，究竟还是好了不少。其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也是众多因素促成的，就当局和地方来说，那时候，招商引资、兴工办厂，是第一要务，他们不可能站在劳工的立场上，想问题、立规矩、设关卡。就资方来说，追求最大利益永远是他们的第一思量。更重要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条件苛刻，你不干，别人照样干，如此等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劳动力血流市场。而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打工经历，历经那个时段的人来说，我是深有感触的。如果说建国后，真正经历无产阶级历练的人，决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而是改革开放后，投身工场，艰苦卓绝，不享受任何保障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在时代潮流中汇集起来，勤劳质朴、任劳任怨，汇集成时代的力量，托举起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在这种艰苦卓绝中，改变自己，谋求生存的变化。他们是改革开放，社会飞速发展促成的大功臣，但他们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肯定。在社会上，农民的弱势，是全方位的，他们在文化、眼界、个人能力素养上，先天低人一等。但通过走出农村，走向社会，许多人在磨砺中淬火蜕变。农民阶层也经历了一次性质上的大分化，加入到不同的社会梯层中。他们中一些突出人物像曹德旺、周群飞，成为著名企业家。这其中既反映个人能力，也结合时代机遇。

还有许多人，在干事创业中，找准机会，融入城市，脱离了农民身份。而最主流的群体，常年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干在工厂城镇，根在乡村，养家糊口，改善生存条件时，又不可避免留下许多遗憾。顺应市场，就必然带来分化。在有活力有竞争环境中，分化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进步。一层不变、平均化的社会，本身就死气沉沉它扼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除了便于统治和管控，其它都是负面的。在有竞争的社会中，有许多人生存并不如意，也许期望过高，能力有限，也许时运不济，错失良机，还有许多人无欲无求，甘和平淡。前进需要更多付出。

城市工商改革，一开始甜蜜的滋味四溢。当时买方市场下，搞点小改革，例如，生产由计划改为计件，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生产也增加收入，有双赢的滋味。大方针上，过去忽视轻纺消费品，成为经济主体。它与社会大众生活相关，扩大产能，带动消费，繁荣市场。在生活中，衣着鞋帽丰富起来，手表单车、随处可见，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进入寻常百姓家，洗衣机、冰箱、空调也现身市场。市场的改变，离不开打开国门后，大量外资、外企进入，但带资同时，竞争开始出现，引发对原有工商界大冲刷、大洗牌。过去企业中搞官本位平衡、配置岗位，受到冲击，许多人在优化配置中被迫下岗，自谋生路。当时工商企业界最主流的口号：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经历这样一次全方位冲刷和洗牌，中国工商才脱胎换骨，与外部世界在经济领域全面对接，接受优胜劣汰的市场洗礼。还有些排斥外资外企进入的行业，像银行、电信、能源、交通等行业，则依靠聚集做大，形成规模体量，和垄断，独霸国内市场。

而在劳动制度方面，时长、苦底、无保障血汗似的农民工制度，以其高红利的炫目表现迅速被社会接受和复制推广。许多单位企业实行双轨制，体制内人员工资、福利保障，而新招收的一律用农民工制度对待。而许多工厂大、劳动密集型企业，旁边、基建单位，不再蓄养一线工人，而是选用临时工、省保、放心的临时招聘制度。相应地又产生富人、揽工的包工头，用许多业内士，嗅其利好，利其人脉，许以一定利益，广揽工程，抽价出手转包。有些工程，通过如此运作，层层剥利，有些到施工者手中，已是几番转包后的结果。大量工程红利被利欲之外，施工者无利可图，只能偷工减料，为众多豆腐渣工程，而留下隐患。而这类带血泪性的黑规，只要政府工程稍加留意，随处可闻，随处可见。

打工人虽然伤痕累累，好在整体大环境还是不断向好的方面转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速扩展，大批基础设施在建，各种用工需求不断增加，农民工薪资与待遇水平逐渐增长。打工收入也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现实中，最开始的时候，越苦累的活收入越少，技术含量底是最常用的借口。但随着时间推移，新一代年轻人不愿干苦累活，在招工困难之下，苦累活工资大幅提高，体现它应有的价值。

当然一个时期内，农民工红利被大量榨取。站在另一个视角来看，劳动力红利的利益汇聚，很大一部份，又通过各种手段配置、变为资金、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汇集起更大的社会生产力，也带动更多劳动加入到社会生产环节中。因此，用过去那种过于片面简单的问责，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式的评估总结，都是不完整的。

在市场经济冲击和带动，新的社会规则，让原有的呈平权梯阶形社会层次被分化瓦解，受最大冲击是原有工商保障群体，大量农民工的参与，他们的薪酬方式与劳动形式效果，至少在直观上否定了前者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贡献，进而造成大量工商人群下岗，只能直接进入市场环境谋生存。而农民群体中一些幸运者凭借能力、机敏、机遇或有人脉，在新环境，脱胎换骨，彻底摆脱过往的命运，就连过往高高在上的社会管能阶层。在新的社会环境，过去引以为傲薪资的待遇，在社会成功人士和富豪前，九牛一毛不值一提，进而带来很大的心理落差。好在这些人去手握权柄，进而在碰撞中利益交换，各取所需，钱权交易，成为变内隐性规则，社会高光点，腐败重灾区，哪怕重治之下，依然前仆后继，舍身忘死，这种局面，其实也有内在根源。监管失范不力之后，官场之派，本身就是，病毒培养室，封闭的办公环境，森严门禁，这样办公场所，本来就是钱权交易，权色交易的绝佳场所，也无怪乎一些优秀上进的青年官员，职务提升以后，在新的的环境中迅速变质，不根治这样环境谈何反腐。

除了官场风气不良的隐患，从大环境来说，改革开放后的进程中，教育医疗，虽然深受重视，加大投入，水平和体量都有巨大的进步，但具体操作和核心理念，出现问题，不论社会口碑，还是直观感受，习惯逆向而行，不敢恭维。

改革开放前的医疗界，除了面对官宦，特权者身不由己的特事之外，面对普通大众，本着厉行节约，治病救人，尽败尽责心无旁骛，极少有社会不良评价。而新的社会中，最早的社会不良传闻是动刀医生收受和索要红包的信息。也许起初是偶尔事件，有些人为了更好医治效果，向行医者许诺红包金钱，尝到这种意外惊喜的好处后，难免不接受第二次，第三次连绵不断地利好，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收治索要，以至不断扩展，不断演变变成行规，黑规，进而形成痼疾，完全颠覆治病救人理念，而从所谓医改来看，以药养医的提出，在本质就脱离治病救人之大计方针，进而引发一系列，自我经济考量，而医药之间结成利益同盟，或明或暗，既侵害病人利益同时，与医者，治病救人之德，背道而行，后来的医改，口头上废止以药养医，降药价，提高诊疗手术费用。提价容易，说到做到，而药品降价很难，时至今日，药品居高不下，三元成本，到患者手中竟成几十元，前不久本人一次普通流鼻血，挂号、诊疗、检查、药品花去六七百，主治还要求住院，要不是自己极力申明没医保，也没钱，按主治意图实至少花上几千元。而社会曝光的如此多医患纠纷和矛盾，完全不足为奇了。这种行业顽疾，至少在目前来看，没有大力度的改革，决心整治的铁腕手段，很难扭转局面。

以个人的观察和感觉另一个今不如昔的行业，就是教育。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以教育为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中是以小资定位须改造对象，从反右至文化革命都是受冲击的对象。正是在这种社会压抑下，他们发扬本质，教书育人，低调做人，至少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他们是值得肯定的。对于知识分子和教育界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过往的“臭老九”，一跃变成灵魂工程师的香饽饽。这不难理解，社会要发展，经济要飞跃，离不开教育科技的支撑。而社会舆论场上，类似“歌德巴赫猜想”这类重磅文章，把对知识份子颂扬的热情，发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正是在这种狂潮中，社会和人们对学生、学校、教师、教育、科技与国家的飞跃高度联结起来，寄予太多的厚望和解读，变成一种社会狂潮。用过犹未即，非常恰当。最终教师变了味，教育变了味，家长变了味，社会变了味，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我在呼吁上层的书面建议中做了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

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它引发的社会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在经济发展、市场供应、人民的生活，产生明显的明显向好的变化。而同样重要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的维稳治安，却反向而行，让人忧心忡忡。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社会决策阶层，和普通民众，在感到意外、不适之外，又无可奈何，公允地说，改革开放前，仅就社会治安方面未说，还是很不错的。居家也罢外本也罢，很少能碰上意外的治事件。其所以能这样，也是深有原因的，一方面、无论城乡，一般社会成员都处在严密的组织管控中，即便三两外出都必须持有组织开具的证明，在这样的严密管控下出现意外事件的机率就会大之降低。除了组织的管控，社会舆论场的把控也非常严密，那种社会欣欣向荣的空讲，尽管是虚假欺骗的，带有点精神鸦片的味道，但安抚人心维稳社会方面，取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少人怀念那时候的精神面貌和心态，也是可以现解的。而那时候的乱，主要高层煽动下的乱，它有一定的时间点和特定工针对对象，可以迅速煽动，又能很快平复，所以整体社会稳点,是不容否定的.

而改革开放后，农村党管集体组织解散，农民获取自由之身，行动范国大大减少了约束性，城市也有类似情况，流动人口和活动花国大大增加，为许多社会偶发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社会舆论管控上，对过往许多重大事社会事假的现状揭露和批判，社会事件的重新解读，在无原事实真象的同时，啃定带有一件愤怒的情绪，一些人进而不顾一切的发泄这种情绪，肆无忌惮的放弃本应遵守社会道德底线，加之外来思想的侵蚀，不顾道德底线，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表现，再加之原有许中下社会管理层，对改革开放并没强列要求的一批人，放弃责任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治安恶化罪犯猖獗，就日渐成为一种普遍而持续的现象，再加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公路、铁路，车站、码头，拥挤不堪，证实突发事件发生又增机率，最终成社会持续二十多年，不堪同首的社会乱象，尽管高层时不时搞严打，问题并没得到改变，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同时，对社会发展方式方向的置疑声也泛起缺乏应对经验，处理不当，也几乎形成政治危局。所以，这条路走过来，在水土不服之，一路磕磕碰碰走得极为艰难，尤其管理者与底层民众，都不好受。到新世纪之后，尤其05 年以后，局势才渐渐平稳安定下来，不断向好。现在回顾起来，有一种度坐过山车般的经历。产生这样的变化，经济持续发展，最终惠及和反馈到方方面面，促成社会变化。而社会最大、最弱势的农民群体，优势被分化出来，脱离农民身份，打工者有充分的就业条件，工资大幅提高，新一代农民工开始享受五险一金之类，过去城里专属待遇，农业税被取消，老一代农民，多少有一点养老金，这一切都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所以，发展是社会第一要务，经济基础才是决定因素，其它所有的标榜都是废话。

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对比，今天的社会已经向好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任何人都不否定的，也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在社会决策方面，过去一党专政一人独大皇权式的格局被取消了，而随着老一代打江山人的退出，新一代有文化的领导人首先就没有打江山一代人老子天下第一的底气，在政治形式上，过去橡皮图章式的民主党派、政协人士、人民代表、专家学者，有充分协商议政的权利，议政、获罪、受批这种现象应该不会再发生了，中国目前大体进入一个精英形议政社会，本质是一件巨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有其固有的特色，如果横向比较，比之当下主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生态，虽然有其缺陷和有待改善的地方，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它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有鲜明的特长，比如在社会统管和协条配合方面，它比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在处理同样的社会问题上，表现更快捷有效。这种优势，在应对全球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决策中，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而西方社会在社会价值观上，过份强调自由民主，也并非完满无缺。而在人类社会中，尤其现代社会中人的高密度、广联接让人整体上更多地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社会化存在过份强调，自由和民主往往与社会化存在相冲突。而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就充分突显这样一种矛盾。所以说任何社会型式与政治生态，都有利弊两个方面，扬长避短是任何执政者应考虑的问题。

尽管对比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但真正站在求真、务实、廉洁、高效、许多推崇的理想政治生态来衡量，目前的现状离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中国整体政治生态，依然建立在带封建等级特色的官本位体制上，这种体制弊端深沉，在这种体制运作，讲究的是级别上的差距和级别内的平衡，本身陈腐不堪，不从体制上改革，无所作为，人浮于事，永远不会改变。

而本人在一份针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建议中，提倡设置公务员工作记录的方法，把公务员真实的工作记录下来，进行分析、整结进而裁减那些整日无所事事的人物，合并机构，减少编制，让它真正在效率中运转。也真因为名目光鲜，薪资优厚，不担职责，社会上高学历人才才会每年对国家公务员招考。趋之若鹜，还是那句老话，革自己命是最难的。这两年，同样标榜社会主义的越南，似乎在进行一次自我革命，废除公务员，终生制度议提，尤如重磅炸弹，引发大家关注，绝大多数，社会舆论看好和支持这种自我革命的改造，效果如何，拭目以待，而最引人注目社会关注极高的官层腐败，看似重拳出击打击力度加大，但依据前仆后继，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实根源还是体制上，如果把那些高度隐患办公场所置于某种监控之下，或者根本不让他们处于这种隐蔽环境中，事情就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目前社会最引人关注的，除了贫富差距的鸿沟难以化解外，最广受关注牵动的亿万人心中的就是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要走向富强，迈向现代化强国，最主要靠的方式，在于大力扩大工业化，农业的机械化，大量疏散农村人口，只有疏散大量农村人口以后，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才有实现不可能最终带动中国的全面发展。最大的助推器，一切都顺理成章，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土地的国有化，上下联通的政体，中国打击的施政口号，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本应极大的担当和作为和作为，为新的发展兰图，大展身手展示令人佩服的作为和担当。但这样一件重大的社会抉择，社会决策层迷失自我，主动弃权，把决策让位于所谓的市场，不但丢了一个自我展示的最好机会，弃职之中，让一手本该好牌变成烂局，贻害社会。

在基础的工商业，教育科技等领域，市场化竞争证从业者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带动行业不断求稳求进，市场竞争淘劣留良，残酷的背后，推动行业不断发展。

而房地产在中国是一种社会残篇布局资源配置，房子建哪里，什么样的型式，交给什么居住，只有社会决策，去统筹思量谋篇布局才最合适,也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而自疫武功，能决策权交给地产商，一切以赢利为目标，从初表上就高了，人口布局的原则，变成一种收割穷人的工具，最终从初衷上背离了，投机者赚的盆满钵满，刚需者要么苦楚，要么无奈，而且这种局绝不可以持续，反而随时可能崩盘垮塌。

当然，从政府层面来说，他们既不要操心，又由于掌控游戏规，赚得盆满，而市场化也成了一种推脱责任的借口。这种局面形戒，从一开始的决策来说，缺乏强列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全面细致的思量才会形成主动弃责的局面。再者，决策层不是刚需者从而不会站在刚需者的角度去思考谋利问题。还有在“名”与“民”的问题上，许多人无首先，首先想到名，自己在位，经济增长的数据，是社会舆论場的高光点，在政绩上表重要的指标，另外体制问题上，一定时间内的更换，有利也有弊，在位时上竭力追求经济数据，明知埋雷，只要不在自己任内引爆与我们关?而所谓针对问题的调控，从一开始就有没有设明确的目标和底线，带点糊异的味道。而事实如果认真调控，首先，购房者必须实名登记，记录后册，并全国联网，在信息怎化时代这件操作，难度应该不大，掌握真实的数据，中央决策也罢，地方政府也黑，众多房产都掌控在哪些人手里，才清清楚楚。由于决策上的模糊，除富人阶层通过炒房获取红利外，不少实体经济部门也通过上市募款与信用贷款，背商原则，参与炒房大军，加速地产泡沫形成外，也舌自身于深度危机之中。决策者如果连这种底线思维都不设置和建立，已至引发一場全国炒房的闹剧，经济埋雷之外，引发大量的民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大，导至青年人畏惧婚烟，不敢多生孩子，引发一系列社会忧虑。虚高的房价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再说，如果说缺乏经验和自信，把房地推给市场，但只要真正认真调控，政府还是可以掌握主动权，实名登记，全国联网、就房产调控的思维来说，就整体国情来说，中国人口体量大，个人对房产定位在居住需求上，不可能无限制的拥有，超出居住要求之外，必须缴纳房产资源说税。在一定的额度外、超出越多，税量越重，掌控了信息，本着这种税率原则，完全有能力，有方法，针对炒房、打压炒房，让房价保持在可控的范国内，尽可能满足居者有其层中社会需求。调控没有方向，没有应对思路白白浪费大好局面。由此也可见，要真正引领和把控好社会，促其快速有效发展，少出岔子少走弯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而光求快速发展，不站在民生立场看问题谋决策，一不小心就扬入岔道.中国房地产发展就点一个很好的教训。

上世纪中叶建同至今已走过七十年开外，这历史，明显分为两个阶段，而前三十年是在依葫芦画瓢，独断专行之下。一揭崎岖之路，不堪回首，如果说它也有什么不可取之处山话，那就留下一場深刻的教训，叫此路不通，让后丢者不要再入歧途，也间接地为改革开放指明了道路，而改革开放前，在长期封闭的单语境环境中，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人物的属性与事件的本质，与当时结论，相处甚远，甚至完全黑白颠倒。而长期单语境环境下的解读，固有的价值观加之不同的阶层中有不同利益链条，许多固化思维至今深根蒂固，而摒除一切偏见让事情回归本质，人物还原真相，就我们这代亲历者来说是一种责任，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毅力和勇气，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加之自己也算一个长期关注社会人。怎样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描述它，分析、还原事实真相。限于本人眼界有限，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有份量的文章，这也更促使我放下包袱，用心血和思考去完成它。为图为自己艰辛而平凡的人生,添加一点色彩!

二0 二一年四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