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

母亲辞世好几年了，但她的神情容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母亲年近百岁的高寿老人，膝下百众多子女，从这两方面衡量，她似乎是有福气的人。但她的一生，经历太多的风雨辛酸。而我自降人世，直至三十多岁大龄，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见证风雨，感叹辛酸。闭目静思，过往许许多多生活场景，幻灯般浮现脑海，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母亲大名廖希孟，生于清末宣统元年，公历一九〇九年，旧历二月初三，二月桃花盛开，幼时，家人及乡邻称母亲为“桃姑娘”。母亲出生地为醴陵西乡三口盆。

外祖父廖开文，很长一段时间在京津谋事，大体上是一个旧政权中的中等官员。母亲很小来到北京（后称北平）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除母亲外，大舅廖时俊更早来到北京。外祖父还在那里娶了一房姨太太，并生下比母亲小一岁多的二舅廖时强。老家只有外祖一个人生活，她信奉佛教，而且非常虔诚，应该说是用宗教排解灾寂，抚慰心灵。

青少年时期温馨而欢乐的生活，在母亲心中留下深刻而长久的印象。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儿时常听母亲讲述那段经历。通过母亲的描述，我知道外祖父性格中的认真细致，大舅的勤勉，小舅的聪慧、敏捷、顽皮和恶作剧。只是那个极有天份的小舅，青年时期就早早夭折，对溺爱他的外祖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外祖寿年不高，死后葬在北平，家乡没有坟滢。对于那个二妈，母亲与她的关系还算和谐，是她教会母亲针线、刺绣之类女红。

北平胡同夜昏暗的灯光下，穿着破烂、脚步匆匆的黄包车夫的身影，通过母亲的讲述进入我的脑海。胡同有时也会上演一些令人惊悚的事情，那位姨祖母有回晚上外出，有人当面对她撒尿，吓得赶快折返回家。而胡同中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也给母亲留下深刻的记忆。例如蒸锅上热气腾腾、廉价实惠的老玉米，盛在碗中的辣椒饭，在高声吆喝中的“半空儿多给”的炒花生……由于母亲讲述的渲染，使我这个直至年过半百后才到北京匆匆一行的人，却自小对那里一种向往而迷恋的情节。而多年前读老舍先生描述老北京生活情景的《正红旗下》阅读中，情不自禁产生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

在母亲的家乡，乡邻们盛行吃一种艾蒿嫩尖掺米粉制作的一种粑粑。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全家人去公园游玩，不经意在草丛中发现那种艾蒿，外祖父像年青人一样欢呼雀跃，赶紧召集大家采摘，用报纸包了一大包带回家。要说那种艾蒿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做出的蒿粑，色泽翠绿，口感绵软，还带有一股诱人的清香。像我这种喜欢甜香的人，加点油糖炒制一下，吃起来特别带劲。后来母亲把制作方法带到夫家，成为家中大众的喜好。小时候也听母亲介绍北平的儿歌，至今记得那么一句京韵十足的：“有那么一家子，十七八只脚皮子。”母亲在北平受过短暂的教育，能应付着读书看报，也能写简单的信件。字也写得中规中矩，可能外祖父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没能让她接受更多的教育。不过比之同时代人绝大多数文盲的现实，母亲还算幸运者，毕竟初通文墨，有一个扩大视野了解复杂世界的窗口。小时候听母亲讲过许多故事，有些像徐文长之类文人故事，可能是从书上看来的。母亲十二三岁的时候，外祖父在天津谋到一个职位，母亲有幸在天津生活了两年，关于天津，母亲讲述得最多的是一位叫丁喻英的女友，讲述她们姐妹般的情谊，直至五十年代中期母亲手边还保存着一张丁小姐送给她的照片，尽管那时照片边缘已经泛黄，但丁小姐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形象，还是非常清晰。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在北平举办的。是旧时代典型的媒妁之婚。说媒的是外祖父的醴陵同乡，此人名叫何璧儒，北洋政府时期与外祖父一同担任众议院议员。他两边都认识，牵线说合了这桩婚姻。我少年时期家中还保存一些父母青年时期的照片。父亲照片上的形象很帅气，丰满的国字脸上眉目俊朗。但父亲只是中等身高。母亲青年时的照片，面目谈不上漂亮，身着阔袖长袍，表情娴淑，略显腼腆。而五十年代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候，父亲脸形已显瘦削，表情严肃，已退去了年青时的丰采。父亲也曾经在北平生活了很长一段时期。据说九岁的时候，领着从未出过远门的祖母，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到京城，一时成为乡里美谈。父亲在家乡已读了两年私塾，也许语言已经定型，他未能像母亲那样迅速学会京城语言，也许游历广泛，父亲虽带浓重家乡口音，但他与各种不同口音人交流似乎没有障碍，由于各地飘游，父亲人生远比母亲更丰富，但他不像母亲一样。与家人晚辈分享自己的经历，相比母亲，我对父亲及祖上的经历知之甚少。父亲到京城开始在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而教会学校，英语是基础课，广泛应用到大学。父亲也主修英语，教书也主教英语。父亲藏书不算很多，绝大多数是英文版的，对我来说犹如“天书”。

母亲十七岁出嫁，不久回到湘乡夫家（后来划归双峰县）一九二七年生下大姐，第二年晚些时候生下大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姐，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语言不通，上面有严厉的婆婆，如此大的变化，真有点残酷的味道。也许正是这种巨变下的磨炼，才练就母亲后来遇变不惊，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好在后来母亲进入一个短暂的生育停顿期。直至一九三四年二姐出生。这以后母亲进入一个有规律的生育期，十五年之间又生下二妞、三妞、我和妹妹。四儿四女、一共八胎，个个健康，无一残破。这在缺医少药、交通闭塞的旧乡村，虽称不上奇迹，也实属难能可贵。也得到乡邻和亲戚们的称赞和肯定。但母亲为之付出多少心血！而且众多孙辈、外孙辈中，同样个个健康，这是母亲延续她的福祉。

作为一个养育众多子女的母亲，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心灵手巧、长于安排这些传统社会中贤妻良母的品德，母亲样样俱备。几十年前的家庭妇女，有大量的家务活和手工活，尤其象我们这人口多、孩子多的家庭，其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艰辛，如果对比，足以让现代职场上那些声称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的职场白领，相形见绌，毫不夸张。

在我们青少年时代，家中众多人口都穿母亲手工制作的布鞋，这是一项耗费大数工时的活计，它工序多、时间长、要求精细，可说是传统家庭中最耗时费力的活计。虽说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但许许多多当年做鞋的场景，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做鞋首先从备料开始。把家中烂得不能再穿的衣被找出来，谋划着撕剪，去掉筋筋条条，尽量修剪成长方、正方或折叠捆扎起来。拣个连晴的好日子，熬一盒浆糊。卸下旧块门板，摆放在当阳的地方，就开始刷制褙子——一种做鞋的基本材料。刷褙子要赶早，往往天不亮就起来先做各种准备，人多，褙子要做得多。一般情况下姐姐尽可能帮些忙。在过去传统家庭中，就女孩而言，在帮忙做活之外，也是一个家庭手艺传授和实习的过程。刷褙子先在门板上刷一层浆糊，先贴一层粗厚土纸，然后一层层刷浆贴布，达到一定的厚度刷好的褙子要晒上好多天，才能揭下来。做鞋耗时多，不可一气完成，只能掂量着计划，尽量挤出空档，排在日常事务之外。一茬鞋子，马拉松似的徐徐展开，往往延续几个月。

做鞋的第一步是划样。在母亲持家的年月中，家中有专门收藏鞋样木匣子，里面收藏母亲历年来裁剪好的各种鞋样。鞋样分底样和面样，又分单鞋和棉鞋。成人的鞋样是固定的，费心的是儿童鞋，随着生长而不断变化。而细心的母亲面对变化，有纷繁复杂中未雨绸缪，可说从未出过差错。让人由衷地佩服。在我的记忆中，家中做鞋，每次要做许多双。姐姐放学或节假日要帮帮忙，有闲人邻居过来，有时候也搭把手。女性亲戚上门，一般也不吃闲饭，母亲会根据她们的特点，分点适合的事给她们干。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条件才会形成这样的乡俗家规。

做鞋的关键是纳好鞋底，把褙子按底样剪好，多张贴叠起来，这还不算。做底的那一面，还要粘许多层较结实的布，最后用整张白布蒙面。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最后的纳底，一双鞋好不好，耐不耐穿，做鞋人的手艺如何，只要拿纳好的鞋底看一看，立见分晓。纳底的线大都自家手搓的麻线，讲究的人家还要把搓好的线漂煮一番，除去绣色，增加韧性。纳鞋首先要沿边，用更粗线沿边纳上二圈。过去做鞋的家庭大都备有专供纳底用的木三角架，而母亲就很少用它。她习惯用自己大而有力的手握住鞋底，这样显得更方便和灵活。每每坐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神情安详而又专注，不知疲倦地做着周而复始的动作。纳底在穿针引线之前，先要用锥子钻一个孔，钻孔即辛劳又费力，由于做鞋子马拉松似的过程，它似乎是一种对人耐力极度考验。而穿针引线之中，长长的麻绳在拉拽过程中发出嗤嗤的响声，最后用麻绳在锥柄上缠几圈，使劲的拉拽，使麻绳勒入鞋面中。反复有规律的动作；无数次的穿针引线，最终变成一只坚实的鞋底。

母亲是乡邻口中公认的制鞋高手，你看她纳的底，针脚密集、排列匀称，每一针都用相同的力度勒入鞋底，找不出任何瑕疵。掂一掂厚重重，拍一拍咣咣响，无处不反映她的凝神与专注。而这种最倾注母爱情怀的东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很难找到了。老一辈用他们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手工劳作，被繁多商品替代，节约了时间也稀释了情怀。与鞋底制作耗时费力相比，鞋面制作相对简单轻松些。在剪好的褙上里层贴一层白布，外面加一层深色布，沿鞋口卷边，后跟处缝合起来。最后的工序，就是所谓的上底。但它是细活，何处开始，何处收针，都有讲究，鞋子美不美观、合不合脚，全在于此，丝毫不敢太意。

小时候每次穿母亲做的新鞋，非常困难，往往要母亲帮忙还常常药借助一种铜皮似的，叫“鞋板子”的工具，新上脚的鞋还有一阵紧绑绑的感觉，鞋底踩到地上会发出类似皮鞋一样咣咣声，只有经过很多天以后，才渐渐变得轻软舒适起来。穿旧皮鞋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我自小站相不好，走路的重心大部分落在后脚跟两边外侧，母亲因此叫我“撇脚”，再好的鞋穿到我脚上后跟外侧早早磨损，无形中又增加了母亲的负担。

缝制和洗刷衣服，也是母亲日常家庭操劳中的重要环节。母亲善于裁剪缝纫，她自己一生所穿的衣服，除去少年和高龄后，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亲手缝制。我小时候，也穿过母亲缝制改制的衣服，母亲裁剪衣服非常认真，把布摊到桌面上反复掂量，最大限度利用皮料，然后用划粉划样，下刀裁剪时非常利索。因我缝补技术快而匀称，缝上一段后，举着针头对发间磨磨，我初时不懂何故，后来自己动手续衣服才知道，针在布上磨久了会发涩，到头上磨一下，沾上油脂，缝起来顺畅多了。

对于一大众多人口，在市场几乎清一色棉布的年代，又值指标供应，布料本少纯棉布极易破损。穿衣是极伤脑筋的问题。为此，补衣和改衣是家庭重要活计。在家中，父亲常年教书，穿得比较体面一些，他穿过的一些旧衣服，有时候会成为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小时候就穿过一件父亲的一件灰色旧棉袍，改成的小棉袄，即便改旧衣，母亲炮制得一丝不苟，让你觉得合身合体。而更多的时候，我是穿着哥哥们旧衣，几乎每一件都打了好些补丁。这些在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而如何做到一破即补，关乎一家人的脸面。

母亲是人到中年之后，才学会编织毛衣。尽管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学编各种花样，却像做其它事情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六十年代中期母亲用一种白色粗毛线为我织了一件保暖衣。到九十年代中期经年累月中袖口处有些破损。妻子会织毛衣，学了一些花针。她在袖口处拆一段，用同色新毛线续上。这时候我发现，她续上那一段大概毛线松紧度控制不一，显得有些鼓鼓囊囊，这不如母亲织的平整光洁，一比之下，才见真功夫。

在旧时代，母亲娘家和夫家都曾经有官场背景，在地方上都略有点名气。不知根底的人猜想，母亲一定过了许多优裕的生活。其实不然。除去青少年那一段，其它日子根本算不上小康。外祖死得早，死后葬在北平郊外。祖父早早退出政坛。因为时局混乱，许多官场人士，今日高高在上，明日日落西山。祖父回湖南，在湘潭有过短暂的经商，因火灾回到家乡，置了点田产。祖父母在北平信奉耶稣教，把宗教信仰带回家乡，在家乡联络和发展一些信徒。家中置办礼拜堂，花去一定的资金，经济并不宽裕。听母亲讲，那时家中伙食分开办，祖父母另吃，伙食好一些，其它人蔬菜淡饭，初一、十五，才有点晕腥。到后来，父亲的薪俸，成为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人多，孩子们要上学，哪能过上好日子。当然在旧乡村，比之大多数人缺衣少食，还是比较幸运的。

父亲与母亲的情感，据不全面的观察了解，既算不上夫妻恩爱，也决非冤家仇人；相安无事，比较平淡，偶尔有点无伤大雅的小矛盾又化解于无形。父亲性格有点古怪。在家人面前，他少言少语，表情严肃。但当朋友、同事、亲戚上门时，他又热情活泼，话语滔滔，把气氛搞得很热烈，与平时判若两人。而根据悟出人生经验，一个家庭要产生亲和力和凝聚力，家庭成员之间需要互谅互让、敞开心扉、各自表达自己看法、求得共识。而我们家中缺少这种氛围。女孩子之间好一些，兄弟之间很少交流。而大环境中强制灌输的阶级斗争观念，这种社会性的洗脑，对我们这种家庭是毁灭性的。所谓阶级是由现实社会中个人所处经济状况来决定，完全不是固化不变的。站在有利自己的立场上，人为地固化它，把它当作一种标杆，是极其可笑的。

大约我一两岁的时候，父母基于大孩子们快长大成人，将走向社会，而农村的环境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所以除祖母去相隔不远的大姑妈家居住外，举家搬迁到当时父亲从教的长沙妙高峰。如果象现在这样的太平盛世，这次搬迁，无疑是一场家世盛兴的福音。但即便时局混乱，如果有对时局了解的先见之明，也可以避免一场后来长期拖累家庭的灾难。不过，对普通百姓而言，战争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灾祸。长沙解放前夕，为避战争风险，父亲自己辞职，匆匆把一家人送回乡下。谁知看似正确的决定却是把全家拖入灾祸的死棋。分化长沙谈判后和平解放，本以为平安的家乡，却掀起惊涛骇浪。家庭也迅速恶化。在所有家庭成员中，大哥与大姐无疑是幸运儿。大哥在长沙读高中时就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回乡后联合当地组织，参加迎接解放的地下活动。解放初期，他这种有文化的青年党员是受重视的。他先是湘乡七区领导之一。后来调到新设立的双峰县任宣传部长。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只有五几年反右倾受了点牵联，后调没有实权的社科院，没经历大风险。而大姐解放在即的时候，以一个知识青年的优势走对了方向，也从此奠定了她还我不错的人生。大姐的行动带点传奇色彩，她与当地另外两个有知识的女青年，在不告之包括母亲在内的家庭任何成员的情况下，结伴秘密出走去追赶在驻扎过.刚刚离开的四野部队。数十里外报名参学，成为四野百万大学中的一员，一度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就政治风险而她是家中最平稳的。不过，这种在今天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当时旧农打观念中，却是大逆不道风言风语中祖破口大骂。

至于其他家庭成员，在急风暴雨般特定形势下思想陷入惶惶不安之中。父親发现形势不妙，迅速离家出走，以他在教育界众多人脉关系，来到离家百里开外的衡山，到当时的衡山中学任教。只有母親带着一群孩子，茫然无措卷入风暴中。按说母亲只是一个闭门守家善良谨慎的中年妇女，她既不主持家政，也不管收组纳谷的事，从有利的方面来说邻里和睦，大儿子党员干部、家里还有军属的招牌.但祖上有田产出租(祖父已亡)在当时农村压倒一切，火药味浓烈的土改运动中.注定在劫难逃，接受批斗，划入削阶行列，也为后来种种灾难埋下伏笔。土改中母亲数次被押上批斗的台子，几度被短暂关押，幸是未受皮肉之灾。但周围地方斗地主血腥的传闻，她自己目睹的场面.让她胆颤心惊。更主要是，陡然之间家庭变得一无所有，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依赖，作为膝下众多孩子的一家之主，内心多么煎熬。据说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三天中仅吃两顿蔬菜。我当的尚小，许多记忆模糊.稍大以后从照片中看到母亲摄于一九五二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母親眼窝深陷.头发枯焦.形销锁立，表情滞呆似乎浓缩那些年所有的苦难.浓缩反映出来。

当然即使站在今天的观点看土地改革运动在破除旧农村长期不合理经济格局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有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否认这一点就不具备基本的社会正义观。但作为执政者完全可以用一种温和的、人性化的方式实施。试想，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能在自己辖区内，顺利地完成减租减息，而自己坐镇江山以后，何必要用那么一种极端的手段施行土改呢？关于土改中许多具体的极端事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社会禁声的话题。而所谓剥削阶级人群中更不能提及。我是直至九十年代思想解禁了，才有机会听当年的见证者绘声绘色地描述。犹如煽风点火之下，暴力对生命的肆意摧残，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决策者和施为者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一九五三年秋后家庭出现转折，父母通过协商，决定一家人再迁长沙。而时间选择上也恰到好处。如果再晚一年，随着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合作化的实施，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再迁往城里，可能性很小了。

那次搬迁，母亲先行一步，利用原有的人脉关系，先选择落脚点。母亲走后几天，二姐、三姐领着下面的弟妹开始迁徙之行，靠步行十里到于圹，再搭乘开往湘潭的长途汽车。这如今两三小时的行程，那时候花了一天多。那天晚上在湘潭一家小旅馆住宿，晚餐是一大白米饭，尽管没有菜，只在饭上摆了一大片盐姜，而感觉上却是有记忆以来最有味道一餐饭。酣睡之中被叫醒，跟着哥姐们的脚步，懵懵懂懂走了一段路，上到湘江边的小火轮上。船在夜色中行驶，又迎来灿烂的阳光，最终停靠在长沙大西门附近的码头上。几天不见的母亲在码头迎候，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只温热的烤红薯。这些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初来长沙居住在一个叫石门坎的窄巷中，感觉清冷。不久，搬到热闹而开阔的大西门。那时紧靠湘江，当时最让我惊奇的是立于高处的广播喇叭，感叹它发出如此高亢和奇妙的声音。那时候湘江河床，大多呈自然状态，弯弯曲曲，有陡有缓，某些地方还临河搭起吊脚楼。大西街巷中的房子，清一色二层木结构，底层商铺，上层家居。那段时间就亲自目睹见证了一九五四年那场特大的洪水。记忆洪水上袭有两次，第一次盈街半尺，那时伢儿们都行野性，大家在水中蹦蹦跳跳，不过水很快退去。第二次来势汹汹不断上涨，最初两天困于楼层的人们，搭乘派出所的铁皮船，买菜弄水。水接近楼面时，全家被警船接到叫火号街的小寺中住了两天。退水后返家。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感受大洪水震慑心魄的气势。也第一次感受社会救助的温暖。

大西门给我留下印象很不错。街上众多商铺，除了咸鱼干虾之类，还有许多如今很难见到的商品了，黑漆漆似大块牛膏，堆码得高高的粗厚土纸。牛膏有什么用途，我至今不清楚，但土纸则相当如今的塑料袋，用途很广以及许多家庭日常生活用品。白天这里人多，买看卖者之外，还有许多高声吆喝的游街手艺人。许多临街的连环画摊，也人气爆满。夜晚则有几处评弹说书的场所，孩子们则满街游戏打闹。

那时候常来家中串门的是张自儒、双峰和睦亭人，他瘦高个，双目有神，有点前突的厚嘴唇和大而红的酒糟鼻子，让人过目难忘。他曾是父亲的学生，后毕业湖大，并留湖大做些管理方面的事情。他学问不错，却无心学问，喜好经商。在大西门租间商铺，推销土纸之类商品。他一直叫父亲老师，称母亲为师母，张自儒有点油腔滑调。家人并不太喜欢他，他老婆文盲，长相也差。他时不时要闹离婚，而父母当和事佬。

父亲是在我们搬至大西门，又经历那场洪水之后，才辞去衡山教职，来到长沙。暑假过后，安排在位于蔡锷北路稻谷仓的长沙十三中教书，家也搬到蔡锷北路290 号的十三中教工宿舍。那也是一栋二层的木结构房子，地下一层只住了同样人众多的李老师一家，其余为厨房、浴室、卫生间之类共用场所。楼上则住了好几户人家。那个地方也是当时在长沙住得最久的地方。回忆起来那段时间也是父母共同经营李氏家族最健全、最融洽一段黄金时期。五四年底，大哥从县城调来长沙在省委宣传部任职。蔡锷北路时期，他经常回家看看。大哥薪资比父亲高，他每月支持家里三十元钱，而当时一个工人一月工资也就三十元。大姐五三年在广东汕头驻扎的时候，与一个山东籍的青年军官结婚，五四生下大儿子，后来调武汉军区时，结伴到家中探访，后来又把生下女儿，送家里寄养一段时间。五五年，二姐、三姐同时招工，双双去了山西长治一家机械厂工作。二哥读完初中进入高中，而他就读高中的学校就是劝高峰父亲当年入伙过的学校。三哥读完小学后升入初中，我也先在福星街后调留芳岭读初小。妹幺也好象读了一年书。在那几年生活可谓多姿多彩。无论是学校，还是街边弄堂，小伙伴们之间，把更多时间用在玩耍、游戏和交流上，大家敞开心扉，尽情尽兴。而学校也很少给学生施压力。也无需讳言，那时的青少年，至少在语言上非常粗俗，同伴语言不合就暴粗口。这种现象如今很少见了。确是一种时代进步。

而我入读三年级的留芳岭小学，即便当时也显得极为简陋。竹木片钉的围墙，土坯屋下没有硬化的地面，加之地形高燥，上下课匆匆脚步会激起阵阵尘土，放学后打扫教室必须先洒水。不过，那个戴老式近视眼镜的刘炎茹老师，却是我接触过的老师中，最让我敬佩的一位。刘老师讲课，不急不徐娓娓道来，深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作为班主任我从未见她大声训斥哪位同学。小学课程涉及内容少，许多教师为了打发时间，重复读写是主要形式。刘老师不同，她喜欢和同学们讲故事、书报、杂志、连环画都是脚本，同学们也特别爱听。也许正是这种启迪，让我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周日，或者假期去得最多的就是与学校和家庭都不远的烈士公园。那里有山有水、林木葱郁、亭台楼阁，还包含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园，是市内最具人气的游玩场所。观园看景之外水洼中的蝌蚪、树干上的天牛、凤凤、萤火虫，都是少年人捕捉收藏的对象。但一家人结伴游园好象只有大姐和大姐夫来长沙那一次。而楼下住的那位李老师，同样八个子女，但对比之下，我们家在母亲调教下，虽称不上很和谐，但一切井然有序。而秃顶的李老师家，女主人长期生病，孩子们各自为政，父子间时有冲突，家中少有安宁。我与二哥和他们家叫五伢子、六伢子的两位，年纪相近，空闲时常在一起玩耍，有时候难免有点小冲突。而孩子们之间的冲突，父母表现非常理智，他们只指责自己的孩子，从不说别人，更不会出面去论理，引发邻里矛盾。

虽说居于城市，母亲家庭主妇的担子并没减轻多少。每天如一地做饭、洗衣、清扫，如一缝缝补补。街邻之间，同样有许多人做鞋、织毛衣等。不过，就精神方面来说，母亲那几年活得还算有尊严，不论有人上门，有事外出，熟悉的人包括教师、学生、街邻、都称母亲为“师母”或者“李师母”，得到人格上的尊重。五六年冬季，父亲调位于文星桥的十八中，家业搬去那里，父亲在那里完成他人生中最后一段教程，以悲剧落幕。

对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在全国轰轰烈烈上演的反右运动，它的错误，它对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进程的扼杀，对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的打击伤害，应该是肯定的，而改革开放中最早全面平反的也是反右运动。但后来对其性质、成因的解释，似乎依然按照过往的说词，缺乏说服力。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悲哀。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客观上说，自建国以来，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家各项政策法规，尤其各类政治运动，颁布实施的时候，都是以绝对正确、丝毫不容置疑的姿态出现的。而依附于政体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所有的舆论导向和从业人员，都要以绝对迎合的姿态，解读和政府这种观点，丝毫不允许独立和自我见解，稍微出格就会胎死腹中，而历史的探究者和回顾总结者，如果没有自己独特见解，想从当年的文案中寻找真相，具定南辕北辙，误入歧途。而在反右的传统表述中，外部条件是国际反华势力的猖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其实经不起推敲的附会之词，首先所谓国际反华势力猖獗，那只是种常态化的社会舆论表述，难道还有国际反华势力不曾猖獗的时候吗？再说那么远的一场政治事件，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按此推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与那么强大的一个对手，在国门之边开战，那时还建国不久，丝毫没反映内乱，拿匈牙利说事，完全站不住脚，纯粹是一种自编自造的自我解读。而主因的所谓右派份子猖狂进攻更纯粹颠倒黑白的反污。反右的社会背景是党内整风运动，声称要对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进行批判清除，光此也罢，偏偏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姿态要求党外人士进言，对单位的上述问题，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帮党整风，还放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谓做足了功课，若真是那样倒也称难能可贵。实话说，中国社会极缺民主因素，封建帝王制度与民主水火不相容。北洋时期，蒋政权下口中说说，难有实效。共产党标榜民主，建国初期曾有少数民主人士参政，不过仅是枝微末节的参与，而马列理论上就缺少民主基因，因为声自己代表进步和未来，天生高人一等。而对掌控者来说，这也是自己最希望的局面。结果引蛇出洞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一声令下之后，瞬间变猖狂向党进攻的毒箭。民盟最先成为靶子，接着全国反右运动展开，数十万知识份子陷入预设的阴谋阵中。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阴谋剧，就发动者来说，无论个人人格、政治人物、国民领袖，都突破了最基本的底线，变成千夫所指的阴谋家。而新中国本来就极为淡薄民主因素，荡然无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只能唯唯诺诺夹着尾巴做人。而导演这场阴谋的人，也从此陷入各种死结中，也把国家拖入绝境。同时也让许多社会人生，在风浪中沉浮起伏见证时代。

反右前后，我虽说只是一个十一二岁、正读小学的少年人，但也许天生对社会政治敏感。许多场景至今还深有印象。在整风热潮鼓动下十八中礼堂贴上不少大字报，驻足念念有声，内容不记得，推而论之无非对学校领导、市教育系统一些可价定官僚主义等行为进行置疑批评，这不正是当初要求的吗？而上层口风一变，被动员进行批评的人，统统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其手段之阴险、打击面之大，只有旷古奇怒定性，才恰如其份。

父亲就是一个情绪容易被调动的人。而当时帮党整风，要求畅所欲言的基调，犹如一支兴奋剂，让他把以前想说，一直没有机会表达的想法写出来。也许，他还以老资格自居，据说当时长沙市教育局魏局长，曾当过他的学生。也许暗自欣喜之际，却迎来灭顶之灾。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情绪非常低落，独自喃喃自语，摇头叹气。他的一生过往还较算顺利，想不到人到晚年，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遭到致命的一击。而母亲心态很平和，又经历土改时惊涛骇浪后，又增强了对逆境的预应力，在任何时候她不会自暴自弃，怨天忧人，情绪失控，默默忍受一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也是母亲历经那么多风雨还能长寿的原因。

在十八中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的，除父亲之外，熟悉名字的还有刘敌强、周唯一等好几位。政治煽情是一具毒剂，染上毒剂的人往往性格暴戾、得意忘形、落井下石、六亲不认，甚至上演一些啼笑皆非的剧情。记得有一位四十上下邱姓名的女教师，鸣放时期贴过大字报，风向一转立马变成反右急先锋，言词激烈，哪知自己早已被内定为右派，刚斗完别人，又轮到自己，因此也格外灰头土脸，一度闹着要自杀，尽人皆知。

我其所以在回忆母亲风雨一生及自我曲折苦难的人生中，用大量篇幅描述政治事件及相关背景，因为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家中每次曲折苦难，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联。可以说政治阴谋和社会动乱是家庭苦难的源头。可以说，我们既是社会动乱的受害者，也是直接见证人。也正是这种长期的苦难煎熬，迫使我冥思苦想，追根究底。

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掌控一切，连小学生也成为政治传声筒，学校教唱的反右歌曲至今记得：右派份子，野心狼，枝枝毒箭射向党。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小小鳅鱼翻大浪……虽然父亲成了右派，同学老师都不知道，但唱歌的时候，内心免不了一份尴尬。但发生十八中校园中的一件事，则让我直接蒙羞。那是一个星期天与一个相好的玩伴在食堂附近玩耍，忽然那个二十多岁上海籍的青年女教师走过凶巴巴地指责，说我弄坏植物园的一株花木。因没去那小小的植物园极力否认，还请玩伴作证。她则变本加厉，说我这个右派儿子不老实。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一个少年之身被牵扯到政治事情中，完全是一种臆断下污蔑。委屈之下，放声大哭起来，由于委屈和激动，两腿不由自主地发抖。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回家把事情说给母亲听，她摸头安慰我，轻轻叹息了一声。

初时，以我少年的感觉，反右运动对家庭的影响似乎轻微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的影响远甚土改。反右末期，父亲被宣判回乡劳动改造，成了劳改份子。父亲虽出身农村，但过往从未与农业农事发生交集，却因为一场阳谋政治的迫害，被强行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剥夺一辈子赖以生存的职业，以一个老年知诚份子的残弱之躯，投放到一个贫困落后、依靠体力生存的环境中又恰逢大跃进带来的全国三年大饥饿，落幕那不堪回首最后人生。

父亲从教一生除长沙之外他还去过郑州、唐山、重庆等地执教，要说桃李满天下也并不夸张。作为晚生的小儿子，我与父亲相处时间不长，由于年龄的差距，他的性格也许还有众多子女带来的不胜其烦，我们极少有过交流。但那几年，父亲往返于学校和家庭的身影，灯下阅卷的姿态，亲友同事来到长沙的兴高采烈，以及偶尔兴致来临时的大声吟唱，都历历在目。反右以后父母共同经营几十年的李氏家庭，从此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分崩离析。

五八年暑假中，父亲遣送回乡改造前，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迁至湘潭板塘铺居住。大哥那时调湘潭县委任组织部长，大嫂随调位于湘潭板塘铺的湘潭玻璃厂。我们实际上是投奔大哥家中。那时候板塘铺除几个厂子外绝大部份是农村。那时玻璃还在筹建中，条件极为简陋，宿舍房子是夯土墙，内外都没有粉刷，这也当时大环境决定的。

大嫂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她父亲早亡，母亲也早降病死了。她文化并不高，也没有什么背景，但凭着办事认真，吃苦耐劳，人又活络的特点，从街道工作干起，直至调市妇联工作。和大哥结婚。大嫂情商高，善于交流表达，在厂里主管人员。那时候常来串门的，是蔡胖子，她与大嫂有点远戚关系，也从长沙调来。她几个孩子叫大嫂艾姑子，蔡胖嘴多，一来就粗喉大嗓说半天。有时候还忘不了调侃我一句：不声不响老实人，眉毛里藏臭虫一脸的坏笑。而大哥平时在机关里，只有周末才过河道板塘铺来。母亲领着我与妹妹与大嫂生活一段以后，分开另过。母亲在板塘铺生活了两年上下时间，但有一年多时间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加了一些厂内社区活动，这是她以往少有的经历，也感受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那时候厂区居民负责人叫吴芸，上海人，她老公是厂里工程师，她与母亲年龄相近，住得也近，交往中有了些友谊，常拿母亲去参加一些活动，记得有一次上面宣布要派人来各厂检查防火沙包，吴芸怕出漏子，带着母亲去逐户检查一遍，忙到天黑才回来，母亲毫无怨言。还对我们解释说，某家数量不足，赶紧帮忙制作，还有一家质量太差，帮忙拆了重包。到五九年冬季，由于大炼钢铁粮食紧缺物资紧张，地方治安混乱起来，厂区发生偷盗事情，厂里组织人员巡夜，担子落到家属身上。吴芸邀母亲一道，大冬天穿着棉袄，包着头巾一人一根梭镖，一人一只手电，几番巡走，半夜过后才回家。而有些班组，做做样子，巡一遍就回家了。这些事情证明，母亲对待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像做其它事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她完全是一个勤劳善良正直的女性。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是个天方夜谭，奇迹遍生之年，许多离谱的事情一幕接一幕上演，到处欢呼雀跃，丝毫无人置疑。看来反右带来的社会禁声效果相当不错。那时候老大哥苏联卫星上天惊震世界，咱们暂时放出洋卫星，就吹土卫星吧。在农业方面吹卫星最容易成功，于是乎，祖祖辈辈亩产几百斤粮食产量，一下子气球般膨胀起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是这股膨胀到的总基调。在目不暇接之中，这里刚刚宣布亩产八千，那里马上放出亩产一万斤卫星。后来据报道，产量最高的卫星，达十四万斤。反正不敢置疑，反正无人检验，不吹白不吹，你的产量上不去，小心被插上“白旗”。种种闹剧催促下，几乎一夜之间，当时概括为“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就建立起来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颁布；“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苦干三年，幸福万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系列响亮的口号，把中国拉入了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场。唯有不同的是过去紧绷的意识形态斗争收敛有淡化了。细究起来，那种示，其实也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全在人与社会的摆弄。工业上钢铁是重头戏。“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是当时最普及的领袖言论。当时要求钢产量一年翻番口号1070 即一千零七十万吨。为此，全民炼钢，到处建土高炉。极度激情红火。在农村，由于搞军事化、集体睡大铺，许多分散的农户被拆，门窗木料当成公共食堂的柴火，土墙扒下来当肥料，锅盆之类拿去炼钢。许多劳动力被集中起来，炼钢铁、修水库。就连我们小学生去参加劳动，也成了家常便饭，时不时派往附近社队插秧、积肥、挖土、收割。五九年冬天，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挑着行李，自带粮食，去几十里修仰天湖水库。那时候的情况已极为糟糕，食堂提供蔬菜全是水煮汤菜，没有一丝油星。晚上还要加班，照明几个长竹筒，插在地上，倒些柴油，点上后黑烟飘，光色暗淡。有天夜里，有位同学也许太困，偷偷溜到土涯下睡觉，又有同学不知情站上面往下撒尿，弄得睡觉的那一位，又冷又湿又骚。同学们苦中作乐，哈哈大笑，老师趁此，提前收工。

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我拜读过正统文学刊物中《纸糊风箱》之类反映大跃进特色文艺作品；班集集体拜访过当地风云人物，她在敢想敢干的启迪下，用污泥加食盐、砻糠制作新型燃料，当成地方发明家，被推荐参加了建国十周群英会；还聆听过，木头制作齿轮，竹片代替钢筋的大好形势报告。还有幸目睹过，为迎接领导参观，显示冲天干劲数百人大雪纷飞中赤膊上阵壮观场面……

种种违背生产规律和实际情况大折腾，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人民的生活陷入空前的困境。在农村许多高密度、深耕（小麦区）的实验区近乎绝产，还有些地方，到收割时大量劳动力外调而无人收割。全国各地花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土高炉无一不以昙花一现，劳民伤财收场。工业生产因各种折腾损失惨重，连肥皂之类必需品都成了短缺物质。六〇年每人只有三尺布票指标，够做一身短裤。全国陷入空前的大饥荒中，农村地区尤为严重，许多人因极度营养不良患上水肿病。全国饿死不计其数人口。连昔日有基本保障城市人口也陷入生存危机，额定粮食油料减少，鱼、肉、禽蛋在市场绝迹。只有有特殊身份的官僚阶层官，才能分到一些。每个人都处于饥肠辘辘之中，这种情况延续了三年，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分布最广延续最长的一场灾难，而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瞎折腾出来的。而为了掩盖真相编造了一个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谎言，至今还被不明真相或掩盖真相的人当成口实。另一方面为了转移社会注意力，有关部门又组织大量人力编写出版许多控诉旧社会的忆苦文章。这种情况延续了多年，以泥塑收租院达到高峰，也正是这种社会渲染，为后来的阶级斗争留下了基调和足够的气场，又把中国引入另一场社会灾难。而三年大饥饿这场空前的社会灾祸，在当时新闻报道中除了偶尔所谓“蒸黄饭”怎样增加饱腹感、水肿怎样治疗之类边角新闻外，你看不见任何饥饿的报道。报纸上依然一派形势大好，新闻象女人的化妆品一样，完全用来掩饰真相。而那个时候最贫困的农村，非但不是社会关怀的对象，反而成了国家转嫁灾祸的场所。粮食大危机中，国家的消极应对之策，就是把一些所谓城市闲散人口迁回农村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母亲成了遣返对象。不久，领着妹妹返回农村。基于土改那段痛苦的经历，母亲要求去自幼离开十几年没联系的娘家那边生活，居然办成了。而同样，文化革命后，工厂和学校是受冲击影响严重的地方，为了安插无处安排、又沾染造反气息的年轻人（目的达到后，决不会再次遣返的）被分散到各地农村，去分享本来就有限的农村资源，美其名曰“接受食下中再教育”。母亲去醴陵时，我刚升入初中，没陪母亲去那里，但寒假后的旧历年底，一个人去那边探望。下了火车在环境和语言都陌生的情况，三十里曲折的路程，无数次的问路，终于在下午找到母亲居住的地方。半年以后少年人脆弱的神经，持续饥火中烧的无奈，离开母亲的孤独，也许还命中注定苦难人生，让我毅然回到母亲身边。

我在醴陵西乡三口盆生活七年，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七尺男儿的青年，也为人生留下许多感悟，不过最初极为艰难。人生有时候很怪异，当时在那里生活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换个环境一对比，感觉就不同了，反而成了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地方。初来礼陵，处于人生至暗低谷期。由于长时间饥肠辘辘、满脑子都对填饱肚子的贪婪欲望。而就大形势看，从最初饥荒混乱中醒过来以后，农村因为有土地，应对饥荒的办法相对多一些。我落脚醴陵的时候，公共食堂已解散。地方不得不划分一些土地，让农民种植蔬菜杂粮。尤其种菜，是应付饥饿简单易行的办法。菜比较容易种，品种多，生长期不太长。在粮食很少的情况下，多吃些蔬菜也能勉强应付下去。在那个特殊时期，甚至让一些好不容易混到城市的人，辞职回乡务农。那时候，我们家则是当时乡下最糟糕的人家，因为我们少劳力，缺技能，简单生产工具都缺乏。而这种状况不是短时间内能改变的。我下乡不久，队里让我们在离家很近的一块稻田上种点秋冬菜。动手得晚又少肥料，菜长得不好，收获不大。那个时候，好多人家大量栽种红薯，而红薯是填饱肚子最好的东西。但我们家只种了很少的一点。到春荒时候，米缸里饭粮全无，后想想自己都觉待奇怪，怎么熬过了那段时间。

那时候离家最近的是一个“时合子”婆娘的老人，她与母亲年龄相近、辈份相同。她老伴在大饥饿中死亡，过继的儿子当时不在家，孤单中希望母亲过去聊天。她家家底算厚，五间大瓦房，一应农具齐备，家中还有整米磨粉整套工具。而去她家，大都是整米磨粉之类事情，刚去那一段，我只能帮母亲打打下手。在碾米机下台以前，农村人把稻谷加工成米，要专用工具，费时费力，还要一些技巧。而整米留下的糠，绝大多数都加工成食品——糠粑。其实还挺复杂，先用石磨磨碎，筛去粗渣，往往还要再磨些米粉掺入其中，加滚水搓揉，再蒸制食用。食用糠粑，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来的是一种久违的饱腹感。象打牙祭一样放开肚皮吃一顿，哄哄肠胃，但排便的时候，则痛苦难熬，本来肠中极度缺少油水，到大肠末端粘结成块，肛门被破出血是常事，万难之中用极小棍子，一点点拨出来。粮食加得越少，排便越困难，女人难产一般。那时候家中也象许多乡民一样，喜欢把粮食磨成米粉。做饭的时候先加适量水，烧几灶火以后，把米粉倒入水中，一边搅拌，一边烧锅，随着朴通、朴通的气泡声，一份糊糊熬成了。熬糊与煮粥同理，用较少的粮食获得更多的食物容量，以哄骗饥饿的肠胃。但熬糊糊比煮粥更省柴省时，口感更好，一般情况下，放点盐，加点切碎的菜叶，在那种时候，简直算一顿美味。不过眼看一大碗糊糊喝下肚，饥饿感在食物刺激下欲望更加强烈。每个人，包括母亲，都毫无例外，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初来醴陵母亲就给人讲了件关于舔碗的趣事。有一次两人正喝糊糊，有人来串门，母亲喝完，不好意思当着别人面舔碗，把它放到一旁。小妹年幼不懂这些，舔完碗朝母亲喊：“妈妈，你还不舔碗？”弄得有点尴尬，又觉得好笑。后来成为家中一则笑话。

在教育子女方面，母亲很少长篇大论，而是视情况随机说上几句。做人和道德方面，家中传导的是：做人要有志气；邻里、朋友，不要无事生非，小题大作。最鄙弃的是偷盗。父亲在这方面尤为严肃，据哥哥姐姐们讲，他们小时候，哪怕捡到东西，也会遭父亲大声斥责，从哪捡来的东西，再放归哪里去。而我们人口众多的家庭中，从未发生过内盗事件。三哥手很巧，但学习成绩一般，从未得过奖状。他有年捧回一张“拾金不昧”的奖状。不过威胁性极大的大饥饿年代，道德常会打折扣，我自己在饥饿难忍时去地里扒过红薯。一生鄙视偷盗的母亲也有过一次破例，那还是公共食堂时期。事情有点啼笑皆非。由于我们住所，紧靠当时大队加工粮食的石碾房（牛动力）那个负责碾米的老汪，可能每次都要偷点米回家。那一次他往稻草堆里藏米，被母亲不经意看见了。他走后母亲把那点米拿回家来，但心里又总是惶惑不安。几天后，老汪晚上来串门，扯到现在的势艰难问题，临走还塞给母亲两斤米。显然，他猜是母亲拿走那些米，又怕母亲说出去。因为那时母亲娘家叔弟，是大队保管员，其实哪敢漏半点风声。六一年有段时期，因吃有轻微水肿现象，也许多吃一口粮食，就熬过了关口。那时候偷盗现象普遍，严重丢失都是入口的东西，而干部利用有利的地位、多吃多占也很普遍，乡间也流行乡民自编的口语：司务长（食堂管员）肉晃晃，保管员，吃不完，会计会，还有卖。食堂不敲钟会钟，肚子贴背头发晕；队长喊出干，蹲在茅坑迟迟不得身，原汁原味，当地话说出来更带更有韵头。

母就过去很长时间都以主妇身份持家。到农村后，还算受到家乡人一定的看顾.先在食堂烧灶，食堂解散后放牧过一头牛，后来随着我们兄妹长大，二哥也过来了，家里就是劳力充裕，但其实比我们还忙，做饭、洗衣、做鞋、缝补、到农村后养成种菜的习惯，时不时自己抽空去松之土，扯扯草忙上一阵，尽觉家设极简陋，稍有空闲会打上一盆水擦拭一番。在我们家每样乐都有固定的位置，谁用过的东面、自动放归原处。哪怕十分困难的年月家中始终备好常用药品，像擦外份的紫药水，消毒的碘叮，头痛感冒药之类都常备一点，谁不小心伤了反肤，母亲会第一时间处理，将隐患清灭在萌芽状态。这在一般家庭尤其花农村是很少见的。我们幼年时代蛔虫病是种大众病，在乡间不少儿童因蛔虫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我还看见过少青死于蛔虫堵塞的例子。而我们家定期驱蛔虫的惯例，母親自把关，驱蛔后还要检查效果。由于母親的榜样和教诲,几个姐姐回家就少不了拿些药回来。

与做鞋、缝衣、技高一筹相比，母亲厨艺很一般，她做菜偏咸，有时候放多了盐，会自嘲打死了个卖盐的，母亲这方面不如意，一则与过去长期简单的生活条件有关，地域方面也有关系，不过自主要的。她要操心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和心思放在这方面。和许多老家那边的人一样，喜食、米粑、汤圆、糯米饭之类绵软食物杂粮，母亲偏爱红薯，母亲好吃几片肥肉，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饮食习惯上，我与母亲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她的巧手、做事的认真细致，我一点都没有秉持，有些东西，天生如此，很难改变。这方面，几个兄长都比我强。不过就绝大多数来说，每个人也都短板，什么都高人一等的人很少。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如果说自己也有优点的话，在于较细致的观察思考，而苦难曲折的人生，更是一种催化剂。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三个姐姐先后出嫁、结婚生子，母亲也数度邀请去几个家生活一段时间。与儿子们对比，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一些，说起来都很喜欢。但她评点起来，还是有所区别。大姐与母亲之间交集极多，去的次数最多，居住的时间最长。就经济条件而言，她家情况相对好一些。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部队实行高薪制，相比同级别地方干部高一截，大姐关顾母亲。但大姐有点小性子，某些方面有些抠门，母亲在语言上有时难免流露出来。但对大姐夫又有极高的评价，每次嘘寒问暖，什么贴心。大姐儿女中丽莎母亲照看过不少，小五还同我们在乡下生活好多年。二姐在母亲心中地位最高，二姐有女中豪杰的气质，勤劳诚恳之外，敢作敢当，在家中一直是母亲最得力的助手，而管起弟妹们来，她比母亲严励得多。二哥小时候有点懒，每每受二姐催促和批评。三哥是兄弟最顽皮的，但在二姐面前，只能老老实实。我小时候可能有点慢性咽炎，喉咙发痒时不时要咳上几声，她为了戒除坏毛病，有段时间强迫我睡在她身边，我只能强忍着不咳。结婚，二姐回家最多的一个，也几次邀母亲去她家住。三姐比较文静，与两个姐姐比起来，她与母亲及家里交集少一些。姐姐邀请母亲去住，在倾诉亲情之外，让母亲照管孩子。这方面，母亲有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怜惜母亲生活太苦。尤其三年饥饿时期，改善一下母亲的生活状况，也减少家庭一些粮食压力。母亲第一次去女儿家是一九五六年，在武汉大姐家住了两个月，把大姐生的第二个孩子带回长沙照顾了一段。第二次是六二年先去河南明港大姐居住一段，后又转去山西两个女儿家。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些杂粮。其实那时城里人也苦，那点粮食是先前好时候积攒了点极需，精打细算省下来的。一九六三年情况有些改善，那年春天母亲领着妹妹去河南孟县居住一年多时间，我独守醴陵，开始以一个半农民的姿态参加劳动，自己动手、种菜、做饭、砍柴、学着补衣服，还会编草鞋、诸多第一次，难免吃些苦头，还遇到短暂粮食不济，人生中的一次历练。

六三年是个不错的丰收年。早稻收割后，过去集市上三元一斤大米猛跌五毛钱一斤，最有趣回忆，“双抢”结束不久，那个和我玩得最好，大我两岁、古灵精怪俗你“雪伢子”的廖时信，劝我背上几斤米，去渌江边，专从河中潜水摸鳖（本地人称团鱼的攸咕佬）的攸县人手中换回一只大团鱼。当时两斤米换一个团鱼。当然，不同年代有不同价值标准，用今天的眼光看两斤米换一个团鱼赢得太多。但那时候，大米和猪肉最受欢迎。而乡下人捕捉黄鳝、泥鳅之类要好几斤才能换一斤猪肉，而猪肉中肥肉远比瘦肉受欢迎。在有印象记忆里，那是我第一次吃团鱼。那天晚上，雪伢子主刀掌勺，又煮了两斤米饭，两人美美地饱餐一顿，那种滋味，那种既风卷残云，又笑语不断的气氛，至今还是青少年时期一段美好的回忆。当然作为一个初次持家的懵懂少年，那一顿劲吃掉一个星期的粮食，母亲回来后知道这件事，也数落了我一顿。偶尔的轻狂。

一九六四年，个人感觉上是一个飞跃之年。在浑然不觉的分分秒秒之中，猛然成了一五身长五尺开外、附近为数不多的身材较高的人。而且似乎是在外人的提醒下才感受到这个变化。肩挑百十斤担子健步如飞。成为名符其实的庄稼汉。二哥那年也回到家乡。

外祖父外在廖氏族群，闻说是明末清初，由福建龙岩迁徙而来。这里紧靠渌江，处于居地外侧的河流，流经此地时，由于山势的逼迫绕成一个半圆形，先人视其形态，称之为三口盆。亿万年斯年天地造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山河之间突显。河外侧靠山的那一边，由于江水冲淘，山体崩塌，形成一段孤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称为“掛马山”那一段，经年不断的急流在下边冲淘出一个深潭，上面那段长约三百米、高约百米的一处绝壁，似刀削斧劈般几成垂直状。远远望去紫褐色的岩壁上，左右上下，找不到明显凹凸处，可说是一段非常规整的石壁。而下方数百米一块紫褐色的巨石无不突显粗犷狰狞之状。乡民称之为“石身大王”。传说河神显灵之处，昔年过往船家、渔者、淘金客，无不烧香朝拜。说来也巧，就在我们居住那段时间，县航运局先后两位一把手恰恰都属于“石身大王”对岸方两个队里人。同样那个大队先后两位村支书，既不是大队内人口第一多廖姓人氏，也不是人口第二多汪姓人氏，而是居村末端人口不多的曾张杂姓，这也为迷信河神的乡民凭添了可呈口舌的证据。而河的内侧，大遍田筹条条块块铺铺漫漫，自上而下依次名叫上边垅、下边垅，这两处地方田垅最宽，是耕种条件最好的地方为汪氏所有，汪氏由江西迁来，年份更早一些，占据再好地方。其下为陇背、上矮州、下矮州、灵官庙、左家园，为廖姓属地，而我们所在生产主耕区为左家园、灵官庙一带，也有一些田块。左家园下方有块馒头型的山地，人称飞先山其下的田垅，统称山背，是曾张为主两个杂姓生产队。而田垅上方大遍平整土岗，星星点点农舍散布其间。而湖南许多农村有散居的习惯，村户邻里之间，间隔一定的距离，留出独立空间，形成居者相对的隐蔽性。在当地许多人家有培土成壕的习惯，称之壕基，常植以松杉、香樟之类乔木。培植管让得好的壕基林木郁郁葱葱，夏日招阴拒暑，冬日遮风挡寒，形成不错的农居环境。再高些的地方是一大遍起伏相对平缓的矮岗，分布非常宽广，联接好几个村庄、遍地油茶林，统称盘龙山。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廖氏先人经过数代繁衍，形成一个三百人上下的族群，很长时间一直维持这样一个规模。廖氏按分支划分为六房，人口繁衍不均，外祖所在的五房，就人丁不旺，廖氏人姓后习惯框上字辈，当时族中字辈排序为：国泰鸿时达家和楚泽长。寓意深长。至六十年代初国字辈已无存留，泰字辈寥寥无几，舅父所在时字辈和表哥所在达字辈人数最多。那时候舅父早亡，舅母尚在，她先在县城女儿家住，后来回乡，六七二年病逝。舅父三个儿子，老大达道，二十上下解放前死亡，按一些场景分析，可能患白血病之类。这位未曾谋面的表兄，在母亲口中，可是个知书达礼，尊老爱幼又极聪慧的人。母亲感叹他人好命不长。可能舅父家还早夭过孩子，接下来这一位，我们称三哥，我们初来那两年，三哥还在汉口搞税务工作，六四年“四清”被清回乡下来。三哥未生育孩子，从家乡带出去的老婆，他落难后选择离婚。四十上下独身回到一无所有的家乡，场景心酸。好在他性格平和沉稳，逆境中不急不燥，加之身体还好，很快适应下来。开始两年，我们同居一个大屋中，那房子原本是三哥家三十年代建起来的，还算宽大气派，中置天井，土改时分给两户贫苦人家。三哥住的那一边男主人早已亡故，女主人六0 年饿死，唯一儿子外出多年无音讯，生产队收做公房。三哥就是借住。他到底手里还有点钱，两年后请人帮工盖了两间房子，搬出去了，后来住进几个知青。我们那边的房主极为迷信，他认为舅父家房子风水不好，不发人，他众多子女宁愿挤在另一处地方，母亲来时算租给我们住，一开始每年两元租金，最后涨到伍元。挺合算的。我们走后，他大儿搬过来住，也应了他的想法。他大儿子四十来岁得癌症去世，后来一恼之下拆了房子。与三哥共居大屋那两年，交流比较多，在那个缺少书籍和文化的地方，三哥带回四卷毛选，被我一一借阅，还常常之聊聊天，下下棋。改革开放后，三哥迅速平反，他未再返汉口，在县城的物管部门工作，日子越来越甜，又找了老伴，他偶尔回回老家，总再看望母亲，送点小礼物，我们也见过两次面。

舅父的小儿子，我们称四哥。同为兄弟，却与三哥迥然不同。他脾气执拗、性格冲动。五四年以反统购统销获罪，六二年才释放回来。四哥与我们关系，开始有点冷淡，后来越来越好。他在乡村算有文化的，且见多识广，许多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作为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每感到困惑，他常为我解疑释惑。我也向他袒露心扉。他家有一把京胡，是他大哥从北京带回的，竹柄上刻着：丙子秋达道购于故都。四哥二胡也拉得非常好，兴致来时自拉自唱陶醉其间。他也很勤劳，改革开放后，他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做生意。改革开放也带来农村分化，许多中青年人外出闯世界，几个混的好的，当上工头，收入相当与家乡这边，大部分跑广东不同，那边喜欢去上海，而留在家乡的人随着耕种淡泊，机械带来的轻松，许多人沉迷赌博，困在牌局中夜以继日，神情亢奋，四哥也如此，在牌局中落下病痛，七十上下病亡。四哥唯一的儿子讳字辈叫国平，小我四岁，读完小学后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来。他早熟、活泼、善交际，做事手脚麻利，仅干两年，许多事和大人一样。我们关系发展得不错，劳动结伴、闲时同乐，后来甚至制订共同的学习计划，一度实施，后因我的搬离而终止。一九八0 年我们在相近的时间内结婚、相互赠送贺礼，又都未能参加对方的婚礼。改革开放后，全力入养殖，由于许多原因并不熟悉，最后养殖失败，转入工厂在磨砺中渡过人生。而国平以其活跃和善交际，先搞些商业营销，后跟人去上海承包上防水小工程，早已过上小康生活。由于时空隔离、人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关系日渐疏离。国平的母亲我们称四嫂，她没有文化、体型黑瘦、其貌不扬。很长时间被四哥冷落。但就农村妇女而言，她勤劳节俭、无怨无悔、重情重义，又是难得优良品质。四哥服刑那么多年，她独自领着幼子度过许多艰难时期。她待母亲为姑姑，无论是母亲初来时的无依无靠，文化革命中多灾多难，还是晚年在近处长居，她对母亲如一的尊敬，对我们相敬如宾，得到家人一致称赞。也许一生操劳太多，她在儿子红火不久，先四哥而去。

外祖有个弟弟叫廖开溪，同时代人称其“溪满爷”。他膝下两个儿子，老大廖时生。这位未曾谋面的舅父，母亲来后不久，就得水肿病死亡。他为人老实诚恳，母亲对他颇有好感。他的独子达中，皮肤黝黑、个子高而健硕，是个不知疲倦的汉子。想不到六七年冬季，冷不丁病倒，除夕夜一命呜呼。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与二哥一早就叫去帮丧，过了一个特殊的新年。

生舅弟弟廖时奇，无生育，三年饥饿时期，他却鸿运亨通，担任大队保管员。在那个饿死人的年岁，确实是个肥差。他自己也承认没吃过糠食，而奇舅的老婆，也是六十年代初期我见过的身体唯一肥胖的女人。我开始奇怪，以外祖父他们的家境，在那个极讲究阶级出身成份年代，奇舅何以能当上大队干部？母亲告诉我，他叔父原来也殷实，但这位老辈讲究口福，又有点经营不善，土改时家道中落，划成中农，就时势看这是极幸运的，避开了二十多年政治灾难。我初未醴陵那一次，母亲领我去奇舅家拜年，还留了饭，这在当时是十足的面子，几样蔬菜一份豆腐上，居然还摆了几片肥肉，这在当是极难见到的。虽然母亲暗中示意不可动肉，我还忍不住尝了一片，是那位胖舅妈夹到碗中的。不过，后来，奇舅是与我们交往得最少的一位。这位不常生育的奇舅妈，菜做得极好。不记得哪一年奇舅叫我去帮忙搞了一天柴，她蒸的豆腐，吃起来有肉一样香味。要说外祖他们五房人丁不旺，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外祖父一家，四代之后，仅有国平一个男丁。我外祖父四代后，同样只有吐辉一个男丁。两人又都生一双女儿，双双招了上门女婿。

母亲晚年又到娘屋那边居住。廖氏族人对母亲的称谓，总要加个“桃”字，例如：生舅、奇舅及他们同辈人称母亲“桃姐”，晚一辈人称“桃姑”，再晚一辈人则“桃婆”、“桃姥姥”之类。名随乡俗。五房人中还有另外七八户人家，这其中有位老人长母亲一辈，也大上八九岁，俗称“七婆佬”，母亲叫我们称“七外婆”。这个“七婆佬”给人印象深刻，虽说文盲，居于乡野，却伶牙利齿，能说会道，长篇大论中有时候夹诗引对，运用得当，虽然道听途说拾来的，但如此娓娓道来，让人惊叹；若生于富贵之家，经过文化洗礼，说不定是个才女。对于人情世故、老老娓娓道来之中，让人明显感到虚情假意。当地那种人人都有一杯热茶，也得久坐才会上手。尽管这样，每到新年，或老人寿诞，母亲总要自个儿包带点礼物去道贺一番。七婆是幼年大的童养媳，一生艰难，据说生养十胎，只留下两个儿子“俗称”、“船伢仔”、“水伢仔”，船水相依很有寓意。但天地造化，不尽如人意，儿子们显然没七婆资质，虽然不怯场合，能说会道，但语言中太多粗俗和势利，兄弟之间船不靠水，水不依船。

那几年，住得近，又交往极多的是时隆家，这个曾经当过公共食堂又是军事化大铺时机住宿点的地方。六十年代初，老时隆已经过世，健在的是圆脸、矮小的时隆婆佬。这位满脸慈祥的老人，那时已双目失明却得到这个人口众多大家庭成员的一至敬重。虽然儿子们分开另过，但所有家庭大事都向老人禀告，并听从老人意见。第一次母亲领我去拜访我还是少年，她让我站在身边，摸头、拍肩、夸奖几句。六二年冬季，母亲去姐之家，我冬衣丢失，她知道后，找出衣箱中一件厚夹衣送我，让我度过那个寒冬，我至今铭记那份雪中送炭般恩德。时隆在世时是个勤劳而又精明庄稼汉，妻子生儿育女、持家有方，也许还有运气的成份，家道十分殷实，土改划成富农。富农只划出些土地，不动家产，加之那边土改温和一点，尽管到了六十年代，殷实之家还是一目了然。他家房子建得高大，前后两进，室内都搞了粉刷，两进中间，左右各有一个天井，便于采光和排水。每个房间顶部都铺了严丝合缝的楼板，二楼顶部又用竹片和三合土铺成当地人俗称的“泥楼”。二楼虽不住人但可放置用具、粮食、杂物。而那些年，生产队口粮谷都借存在他们楼层上。家居之室中都放置一套制作精美的油漆家具，雕花大木床，双门大衣柜，书桌和红色大木箱，其它用具也一应俱全。

时隆的大儿子叫达育，俗称“育夫子”，体型精瘦，常年光头。他做事不慌不忙，说话慢气细气，常带点幽默感。而且常年不见粗口，这在当时当地的语言环境中，如果不是刻意坚持和自我把控，是极难做到的。他生性勤劳又不乏精明之气，那时这个五口之家，经济情况还算不错，除了多做工分，家庭养猪是重要经济来源，他家常年饲养母猪、出售仔猪之外，有时候还育一头肥猪。他养猪的窍门之一，就是常去县城采买豆渣当猪饲料。这在当时，是先人一步的举措。人勤劳、猪多、肥多、蔬菜多，采买豆渣，顺便是出售蔬菜，形成良性循环。

就我个人而言，育夫子还有救命之恩。六三年夏季，队里扩建晒谷坪安排一些人下河捞沙。我那时刚学会游泳，想象他们先行者一样，游过一片深水区，去浅处捞沙。游了一段，看看靠近一脚下下去，没了头顶，慌忙呛了口水。是他入水把我推上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险。多亏他即时出手。达育有两段婚姻，前妻生下两个儿子死亡。那时候两个儿子分开另过。二婚生下的儿子大名叫其民，比我大一点，女儿叫若名与妹妹同年。隔上好几年又生下个小儿子。住得近，年龄差不多，又都被歧视的身份，自然接触比较多。育伢子婆娘看见我们兄妹，总爱夸赞几句，遭人夸赞内心欣喜。这对老夫妻，动了与我们家结双联亲的念头，私下里还在母亲那里探了口风。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那个年代身份受歧视的人，尤其男性，单身是大概率的事情。母亲隐约地向我透露了一下。我当就一口否绝。一来家中实在不具备结婚的条件，再着找对象，对方起码在我心中要有点感觉。而我全无感觉。好在对方只是试探，而育伢子夫妇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并不影响后来的交往。

住在三口盆，最困难的是烧柴问题。队里无柴山，外出砍柴要走很远的路，去别的村庄内，有时还会遭拦截。而买煤则要推着独轮车，跋涉几十里。有两次与育伢子父子结伴去一个鸦咕塘的地方四十多里路，半夜动身，天亮前赶到那里。等到矿里出煤，扒足后，过磅，再返回来。路陡的地方，要相互帮忙，往往要下午才归来。确实辛苦。还有一年，队里分组收割早稻，我们两家自愿组合。那时候，湖南不少地方还种一季稻，而醴陵则还是传统间作双季稻。收早稻叫割架子禾，割后连同稻草一起挑走，工作量很大，我们八个人割的割，挑的挑，大家尽力而为，合作得很愉快。一九六六年，醴陵与攸县共建酒埠江酒水利灌区工程，为此抽调大批劳力上阵，我们三兄妹都在工地干过。第一次我们兄妹与其名兄妹同去工地，收晚稻时，我回家收稻，二哥去那里。共同的劳动历程无不增加友谊。我与其名后来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被歧视的身份，我们都晚婚，我三十四岁才结婚成家，其名更晚，大概四十上下，才找了个死了丈夫的二婚女，生下一个女儿。我们又都勤劳，其名守在家乡，耕种之外，干点零工，晚年养一群山羊。我则有十多年四处奔波的打工经历。

时隆的二儿子叫达永，家乡人称之为永先生。一个乡村医生，也是队里唯一吃国家粮的人。醴陵乡间，人们习惯将私塾先生与乡村医生统称“先生”，也是对文化人的一种尊称。达永成为先生与他大姐一段传奇婚姻有关。大姐是家中老大，十九岁嫁给一位卸任的县太爷公子做儿媳。容貌一般。这位大姐嫁给县太爷公子，许多人说是时隆家运气好，但这位大姐嫁过去几年未能生育，犯了妇女之大忌，于是遭到如今叫离婚，过去叫休妻的命运。旧时代一个妇女不能生育，又遭休弃，命运可谓悲惨。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位大姐归家不久，十里外有位郎中中年丧妻，家中儿女无人照管，有人赶紧牵线，迅速变成郎中之妻。那里家境好，又无公婆，嫁到那里如鱼得水，一生幸福。再试想一下，如果还呆在那边，随着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样家庭，哪能如意。这也是人世间因祸得福很好的例子。我所以把这场婚变说成传奇，因为同样成就了另一位。要说那位县太爷公子，原本就是资质很平常的人。休妻后找了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解放后公子爷在乡下种地，他妻子因为有文化，加上人缘好，当上乡村教师。六七年我与几个村民外出榨油，在别人指点下见到那位公子，晒得黑红的一副农民相，而他妻子还在教书，为他生育子女，不离不弃。而老时隆因为有这样郎中女婿，就让自家读了几年私塾，还算聪明的老二跟姐夫学医。

永先生常年在离家几里口一个诊所上班，有次外出回来在平路遇上他，顺便聊了几句，那知我来当地已三年，早是一口地道的醴陵话，我说本地语言，他却说一种变调长沙话，一度认为他有些做作。后来结识几次，特别是有一段时期，他在家呆得比较多，与二哥光福一道，在他家聊过几次天，才感觉他是个认真踏实有文化见识的人。而文革时期尽管大乱，但也许医疗的特殊性，须臾不可或缺的特点，医疗单位是受冲击最少的单位，除了文革初期烧了点书，永先生未受波及，他的口碑一直很好。

时隆家小儿子，名叫达宪，长相象他母亲，有些矮胖，那时候极少有人叫他本名，许多人不论当面背后都称他“喜矮”，他也很认同这个称呼。喜矮活泼好动，性格乐天，像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也真有很重的拜佛情结，生活省吃俭用，却数度去南岳进香。喜矮的节俭也非常有名，六二年时候，他与另一人合伙在野地里打死一只当地人称“番狗”的野物。在那个难见肉食的年月，他除了煮一碗尝鲜外，其余心都熏制起来。到六四年，还有人在他家熏笼里，找出一块番狗肉，为这件他好几年遭人调侃。

喜矮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无论雨还是闲冬，他总能找到事干。他家有编织草席的机架，每年总要利用闲时编上几床，或用或卖或送。不过他最赚钱的门道是当夯墙手。那时当地都是夯土墙，他最有利的条件是自家备有墙板。看似简单的墙板，据说要半副棺材的木料。而每年秋季是盖屋夯墙的高峰期，他总有活计。喜矮又会编置结网，傍晚时分常挎着鱼篓、拎着鱼网，趁黄昏浅滩，淡水期则披蓑衣、戴斗笠，扛着攀罾去回水处攀鱼。他家常年备有干鱼，自食之外，也售卖不少。喜矮虽快快语，但和他兄长一样，语言干净，他还是当地少数几个把二哥和我称着先生的人，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就我而言，实在受之有愧，后来搬离醴陵，他也是帮我们运送行李的热心乡邻之一。

时隆还有个弟弟是个私塾先生，因家有田产，自己不种，土改划为地主。那时住在离哥家不远的三间小瓦屋中，五十年代中期因故退出教师队伍，家乡人普遍称其桂先生。那些年也常去桂先生家，但他从不和我们搭话交谈。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除了个性、旧文化熏陶可能有关，过往教书时，注重礼节，看重自身形象。他青年时候可能患有消化不良毛病，吃东西闹胀气，气胀引起放屁，身边无人倒也罢了，若是授课，或者会客的时候，让刻板而注重形象的桂先生有多难堪。于是死命抑制这股腹中之气，或者想让它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放出来。谁知他这么牵强的一弄，那股本可一放而尽的腹气，变成类似放鞭炮的连续不断的响声。当地人称之为连环屁。而这种生理反映一旦形成，就变得不可遏制，那种原本对粗鲁不雅的刻板，反而变成一种戏谑般的惩罚。桂先生寻医问药，始终没有治好，不得已退去教职，并留下一句格言：宁可当场失礼，不可忍屁成疾！

古板的桂先生，却养了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儿子。他儿子名叫光福，人称福爷，或绰称“福癫”。他性格活泼开朗，资质聪颖，五十年代末期在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醴陵某地教小学，两年后清退回乡。这光福乐和惯了，变身农民后，性格依旧，与一般人关系都比较和谐，因爱开玩笑，获得一个“福癫”的称号。有一次他与人同行在下矮州一处刺蓬巢中发现一处“野鸳鸯”作乐的场所，拍手淫笑过后作打油诗一首：渌江河里水悠悠，“临时旅社”下矮州，好心社长廖时发，不收租金全为客。“嬉闹之中还顺便把同伴扯到里面。后来好多天，他逢人就讲这件事，绘声绘色，引发一遍笑声。

二哥来醴陵后，由于年龄相近，又都在城市读过高中，所以特别说得来。光福记心好，口才好，能把《今古奇观》中故事用口话娓娓道来。我听他讲过诸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用翻书，从头致尾有声有色。见我喜欢，又把他父亲收藏的一些旧版线装书，象《西游记》、《今古奇观》、《石头记》借我阅读，让我打发许多无聊的时间。光福好唱歌，但他这方面资质不好，读谱不利索，还有点五音不全，音乐方面，二哥比他强很多，读谱流畅，嗓音也不错。另外俩人都能写不错的毛笔字。二哥善画，引发我也在这方面下了些瞎功夫。达育请二哥画过一幅头像，别人都说像，他认为也不错，还特意办了几个菜，请二哥去吃饭。

那些年流行唱革命歌曲，年轻人精力充沛，又缺乏其他方面娱乐活动，所以晚上聚在一起聊天唱歌是常事；而外面流行什么歌，很快大家都会唱，夏天乘凉很快变成歌咏会。而到文化革命因为聚众唱歌，又大都有社会另类相看的歧视对象，一位在外面混过两年的人借题发挥，贴上张“大字报”冠以“反革命斐多菲俱乐部”，才知道唱革命歌曲也变成罪名。

光福还将他的一个初中同学，还当过代课老师、教过妹妹课程的汤义芳来给我们认识。来家里玩过两回。汤家离我们那里好几里，旧社会是西乡一带最负盛名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祖父旧军阀时期当过旅长，在战场上伤腿回到家乡，被当地乡民暗称‘新召跛子’，他父亲是国军一个师长，携他母亲去台湾（后回乡认亲）他和一个兄长被祖母带大。他读完高中，曾被附近学校召为代课老师，“四清”时被清退。汤义方身材高大，面目英俊，力气也很大，他文才好，善交际，在当地农村可说是数屈一指的人才，可惜生错时代，连老婆也娶不上。

最后说说一个似亲非亲，交往仅一年的朋友。那年正月送达中表兄下葬后，家中来了一位访客，经他自我介绍，才知他也刚在达中家吃过丧酒，论起来和我们扯得上亲戚关系。他父亲与奇舅、王舅算是郎舅关系，廖家人俗称其黎姐夫，嫁给他的是母亲的叔妹俗称凤姑娘。但母说自幼外出嫁夫家，回娘家不多，姐妹很少交集。而这位姨母，仅生一个女儿，不久就死了。

这位赘姓姨父又另娶，生下几个儿女。访者叫黎重庆，与二哥差不多的年纪。他父亲在国民政府过文职，那时迁都重庆，而他在重庆出生，取名重庆。这次因本礼节性拜访，由于大家算面目周正的青年人，又多少有些文化见识，闲时也弄弄二胡笛子之类，而重庆二胡口琴都弄得不错，相互产生好感，他那天晚上就住下来，直至第二天下午才归家。后来，又特意来访过几次。重庆有个妹妹生于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取名利果，胜利之果的意思，也上家拜访过一次。他还有弟弟生于旧历重阳节，取名重阳。重阳七八岁过继给奇舅当儿子，但奇舅不珍惜，对他过于严苛，跑回家再不来了。大概家庭出身不好，重庆那时当了上门女婿，妹妹去他外也回拜过一次，那边母女俩有编扇的手艺，编了几把好扇子当礼品，不过我们一年后搬离那里，许多友情被搁置起来，但永远存在记忆中。而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母亲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态度，从不干涉。油灯下看书，火要不太晚，她不会吱声，初学吹笛子，满屋子噪音，她任由我们，让我们享有自由的空间。

就五六十年代湖南农村而言，醴陵还算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工业上醴陵有陶瓷、鞭炮烟花等传统优势产品，农业上醴陵解放前就有间作型双季稻种植模式。这种模式，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后，才被连作式双季稻所取代。在旧农耕时代，每年多收一季稻子，累积起来，大大提升了地方经济实力。居于醴陵那些年，也曾涉足许多地方，几乎没有看见过完全铺盖稻草的农舍，再不济也只是厨房猪舍之类地方盖点茅草。后来回到家乡，除少数大屋，几乎遍地茅舍，生活也差很多。旧时代乡村建筑中，祠堂会所之类公共建筑，是地方建筑中的精品。那几年在醴陵无论廖氏宗族中的廖氏宗祠、渌江边上的张达公祠，还是改成学校的兰信公祠，都是地方建筑中的佼佼者。这类建筑大都条石垒基，大青砖砌墙，两侧山字型封垺，墙边翘角，远远望去高大威猛别具一格。正面飞檐之下，是大条石砌成的高大门框，配以高大厚重的黑漆门，而步入深进的内厅，由于采光不足略显昏暗，更加衬托出祠堂应有的厚重威严感。而当年涉足的范围内最具气势的祠堂当属南乡泗汾何家垅上的何氏宗祠。那里田垅开阔，十里成垅，何家又是旺族，民国时期当过湖南省主席兼军阀头目的何键，就是该族人，父母的媒人当过众议院议员的何璧儒也是族人。何氏宗祠占地数亩，不但墙体高大，还有三进之深。不知是否出于家族比肩接的陈家垅上的陈氏宗祠，如出一辙。陈氏也为旺族也是外祖母娘家地。还有个雷同的地方，几乎所有祠堂旁都培植高大的香樟树，这种陪衬应该是相得益彰。可惜的是，随着分田到户，地方上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为利益所驱，打起先人遗产的主意，竞相效仿，多年后旧地重游，地方文化符号的祠堂尽遭毁损。

而那时候至少醴陵西乡一带还有浓烈的地方文化色彩。其中地方戏剧、民歌、山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关注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花鼓戏。地方上时有花鼓戏演出，届时搭台布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台下人头攒动，好不热闹。而周围十里范围内，当属上皂周木奚率的班子人气最旺。周木奚当时年届五旬一个大老爷们却喜扮代表青年妇女形象的花旦之角。他饰演和唱腔都算可以，而整个戏班，演员、服饰、器乐、道具都配备比较好，在地方上有名气，因之生意兴隆。只是旧戏剧中包含太多低俗、哗众取宠的东西，草台班尤其如此。但旧文化长期影响下这类东西在民间还很受欢迎，叫好、追捧的人不少。在当地还流行一种以湘剧为兰本比较简行的剧种——围鼓子戏。围鼓子戏一般在家中厅堂内演出。一帮演者围桌而坐。舍弃戏剧中服装、道具、舞蹈等形式，单靠鼓乐、演唱、对白等形式演绎剧情。非常浓缩和精简，特别适合场地有限的家庭演出。而较之在鼓戏，大都表现轻松活泼搞笑内容，它表达剧情大都严肃、认真，唱腔多。而观众中少了许多青少年、妇女等爱热闹的看客，观者大都资深戏迷。我还见过当地一位汪姓的资深戏迷，由于暗熟剧情，唱功也好，被周木奚邀请傍角。由于戏剧文化的影响，不少识字无几的乡民，在化解家人和邻里矛盾时，常来戏剧情节来劝解。更多人则自娱自乐。同居一队又属五房中人的“老盐仔”本名廖时良，按辈份我得称其为舅，不少冬闲日相约外出砍柴。行走之中，他一边晃动着肩上的柴槁，一边有板有眼唱着花鼓戏。这个仅初小毕业的人，对花鼓戏唱词的记忆，让人惊叹，唱功也不错，大段大段，唱得非常投入。他最爱唱一段年轻人喜欢的‘反情’的戏，唱词特别多，连我这个不懂，也不爱花鼓戏的人，也很欣赏他那种忘情自得，乐在其中的态度。不知不觉几里路走完了。

除戏剧外，当地还有乡土味很浓的民歌。许多并无多少文化的人，对此津津乐道。比如和我耍好的雪伢子，这个从不读书写字的人，却订有一本厚红土纸册，里面有许多诸如优美的民歌歌词，还时不时摇头晃脑唱上一曲，许多民歌象“洗菜心”不少地方都有，只是调式、唱词略有不同，而象当地什么“十杯酒”、“十月里飘”之类劝世调，平俗易唱，再没唱功的人都能哼上几句。最有特点、野味十足的情歌：“哎呀我的妹妹啊嗬呀，昨天搭个信呀，害得你的妹妹哎呀哎呀的呀，眼望啰你这鬼也……”挑逗、活泼、又传神。而正月里狮灯、龙灯、轮番演出要热闹好多天。不过时过境迁，随着社会开放，大量新时代潮流的冲刷，过去封闭环境下乡土文化培养乡土文化，早已七零八落，不复存在，它只作为一种记忆，封存在大脑深处。

整体来看在母亲家乡生活那几年，除去最初二年，大环境险恶，加之年幼又初入农村，饱受饥饿、倍感艰辛的人生低谷期，但随着我们劳动技能增强，对环境适应后，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此成家立业、繁衍生息、生老病死，原本母亲的故乡，将变生根的故土。如若那样，不知现在何种情况？然而在那个以掌控者个人固有观念治国、为巩固个人地位不断煽动政治的年月，既便我们处于社会底层蝼蚁般存在的人物，也每每被政治风波所及，人生浮萍般难以确定。

在全国解放、共产党坐镇江山十几年后，在既无外患威逼、又无明显内乱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暴发那场颠覆一切余波十年的内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许，由于某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禁忌，我至今没有看到，直面实质、剖析深刻准确、深具说服力的解释。这里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权威政治标杆，声称摸清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声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在生产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的中国，这种理论产生很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潮流，最终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亿万人也翘首以盼，期待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马克思理论虽然光芒耀眼，但必须变为现实才能真正让人信服，然而广大社会主义实践很不理想，苏联东欧的巨变就是最好的答案，而它决非偶然，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我在另一篇文章进行了分析，这里就不再谈。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本身就有许多先天性问题，经济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大批从政人员坐镇江山，毫无建设经验，共产党理论上以先进性阻碍聚思广益，不能下问的路子。而建制上通常把所有的决策权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如果这个人又及其刚愎自用，是定不会有结果，颂扬主义思维，用一场反右彻底葬送了本来就极微弱的社会民主表达渠道，激进冒险主义极度膨胀下的大跃进，人为建成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最大的一场社会经济灾难，造成全国连续三年的大饥饿，饿死千万人口，最终造成党高层隐性分裂。而决策者如果真正为国为民，退隐或居于二线，让出决策权，本可避免再生灾难，但偏偏以权为重，利用长期舆论下造就的虚假光环，另辟蹊径，发动那场遗臭万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利用不健全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有预谋的政治煽情之下，一方面分化瓦解现有的社会秩序及社会对公众的约束力；挑动和激化公众中的残暴性和冲动性，用盲动的社会力量，残暴推翻现有政权，败坏社会的道德底线，打击和迫害即定的政治对手，是一场阴谋政治的总演习。它破坏之大、涉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人类政治史上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狂乱搅局社会的同时，又把这场阴谋发起者捧入云霄，这本是最终期盼的目标。最初一切也似乎顺利，对手无一例外被打翻，不少人在拳脚摧残和人格极度污损中愤而离世，其它人也受尽屈辱。不过这场机关算尽的阴谋最后与他的设计渐行渐远。先是被他拉拢的同谋，到统帅和接班人因利益分歧决裂中公开叛逃。让那个满目神彩的人，一下了眼窝深陷，面容憔悴，一度病危。而那位臭名昭著的夫人，也与他貌合神离，最后领导层中造反者形单只影，灭亡也在意料之中。而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他对接班人的首要事件。

最初的文化大革命从首都、从高层开始，一向关注社会的我完全是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让社会信息渠道相对畅通，就算乡村内也能看到各种传单和油印资料。而县城内，各种大字报、印刷资料，满是各种让人授受不暇、又十分震惊的消息。许多过往政治高人，一下子变得满身污点、无一是处，让人觉得政治的难解和充满诡异。舆情可以制造一切！

而在地方上，公允地说，无论是被“善公”的曾启善主政，还是后来年轻不少的张朝先当支书，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并有根据上面的意图，发表过煽风点火、攻击个人的言论。仅仅是批判所谓‘三家村’时期按上级要求搞了一次游行。而就个人和家庭的遭遇来说，也命中注定经风识浪，文化大革命三口盆一团糟，家乡那边相对安静，也正因了解那边安静，才选择回家乡，也就此时三口盆被造反派折腾够了，开始偃旗息鼓，地方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状态。而家乡一波一波阶级斗争经年不断，不过也是经历和见识这么人为煽情下风波灾难，我才会更深刻地感受、思考它，竭尽全力以自己的观点解析它、追根溯源，揭示它内在的本质。

六六年冬季，随着地方上红卫兵组织的建立，暴乱的火焰很快在身边漫延开来。而打击和折腾的对象自然是早已被政治染色的群体和家庭成员身上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句话文化大革命得到一次印证。母亲遭遇到甚至土改都没得到的待遇。在绳索绑缚之下，头戴高帽身挂黑牌，被押着游街示众，一边还要按指令高喊打倒地主×××的口号。而文化革命最恶毒的一招，就是造反派大串联，到陌生环境逢凶闹事，而在地方熟悉的环境中，抬头不见低头见，太出格的事，绝大多数人还有顾忌。但到陌生地方就不一样了，闹完、打完就走，既张显自己的存在感，又毫无顾忌。而本地人也喜欢唆使外地人出面，这样的局，何能不乱。而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教育停课、煽动学生全国串联闹造反也是极为阴险的一招，一则年轻人好冲动，煽情之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串联的造反，犯罪后又走之夭夭，消声追责，何其毒也！

动乱之中，原本清贫的家被翻抄数次，稍好的东西，就被抄走了。象新弹的棉被，母亲在河南女儿家给做的羊皮袄，三姐当先进生产者奖的毛毯，我自己一件好衬衣，都被抄走了。那几年闲时爱画点东西，藏收在抽屉内，被翻出来，那个串联来的造反派，拿去两张画，毛刘两个领袖像是国庆时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两枚照片临摹的，他说这两幅画用心恶毒，丑化毛主席，美化刘少奇，马上有人附和，也因这事上了批斗台，人生第一次尝到作为罪犯被批斗的滋味。后来还多次上台充当陪斗者，饱尝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而我仅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年青人，却如惊弓之鸟一般，说不定哪天别人心血来潮，就要把我狠狠折腾一番。在当地当时还流行第二次土改的说法，说是把富农的家产没收过来，正是这样的风潮中，达育与前妻生的大儿子家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汉，在六七年一个寒冬夜，用一条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桂先生最胆小，那一段，面色发黑，眉头紧锁，有时候远远看见我们就便劲招手，暗示不要上门来，不久还不到六十岁的他就一命呜呼，许多人说桂先生是被吓死的。连老福也没了笑容，不久，只身前往江西锯木。

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动乱和政治风波中是看清一个人品德的最好时期。抄家批斗一开始，有个曾经非常熟悉的旧人，就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有一段时间曾经去他弟弟家玩，几个年轻人一道拜师学拳、玩扑克、聊天。他们兄弟虽分开，但同住一屋，也经常过来凑热闹。他家境不好，早两年还得一场大病，内心一直把他当老实本份庄稼汉看。谁知刚戴上红袖章，他就似乎魔法缠身，批斗会上大喊大叫，咄咄逼人，完全超乎以往印象。不过，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比如那个比我两岁名叫家科，绰号“牛尾”的小伙子，我们交往不多，过往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毛燥、轻浮。而这个并无情谊的人，却在动乱我处于难堪之中，他出手帮我化解。那两回都在公共场合，是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对我瞎闹，他在一旁看见，以维持公共秩序的姿态，把他们推开训斥一通，内心非常感激，我想他能够这样帮我，一定是他纯良父母暗中教诲。而作为一个年轻人在那样一种蛊惑人心的大环境克制自己，确实不易。几十年过去，这事至今不忘！

文化革命，也是一场空前的社会闹剧。各路造反派在打砸、批斗、串联搞各级组织，疯狂夺权的同时，也由于众多派系之间、地盘、名份、利益之争中互相攻击。最常用的手法，就标榜自己是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赤忠派，而对方则是刘少奇资产阶级保皇派，很快由口诛笔伐变为拳脚相加，动用器械武斗。那时候由于造反串联，中大学停课，不少工厂也停工。廖氏家族中在财经学院就读的学生，和读完中学，分配在西安工厂工人，在折腾一段时间后，先后回到家乡。醴陵地方虽小，那一次发动的“农联”进攻县城的战斗令人心惊。那一夜，从县城方向不时有稀疏的枪声。原本以为以一场恶斗，以失败试探性进攻后迅速撤退收场。而省内一番内斗应对“湘江风雷”、“高司”的清剿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社会混乱，无法无天。

一九六八年，有造反派以我们不是本地人，要送回原籍，接受批斗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当地有合法的户口，只是出于对无休止批斗的厌倦和恐惧，确得换个地方也未尝不可。经过商议，我自告奋勇，先行去打探消息。虽离开十几年了，地方语言和一些人名还记得。找到那里，落脚在排头铺，江元亮表叔家，他与父亲为表兄弟，也当过小学教师，虽不相识，一谈之下就知底细了。那边情况，至少文革那一段比醴陵平静。下午他带我拦住公社开会归来的村支书，表达想回家乡的愿望，村支书一口应承。在未又开具接收证明。还抽去了趟矿弯老屋，见了几个闻而不识的老熟人，颇为顺利。

六八年旧历十二月初二，在几个亲戚和乡邻们帮助下，大家肩挑，车推把家具行李送达到当时位于阳三石的醴陵火车站，当日过了车期，住宿在那里，第二天搭火车到湘乡县城，又宿了一晚。第三天上午搭汽车至于圹，离家十里，只能步行。路上母亲显得少有的兴奋，毕竟相隔十几年后，又回到那个生儿育女，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在半途的涌口，母亲遇到一个熟人，一个和母亲年纪差不多的妇女，双方第一时间认出对方，握手过后，作了短暂的交流。后来，又遇见两个故人。终于到了祖居地，又为大队临时安排居住汤圹弯。这里地势开阔，房屋较多，许多老邻居象地十老娭毑、江正刚母子、朱东乔、朱习涛父子、桂贞太子等人，都是耳熟能详、有一定感情基础的老邻居。大家谈这问那，热闹了很久。

冬闲天，加之初来，我们安排了两天家事，才去拜访居于山冲内所在生产队队长江少云。短暂交谈之后，江队长建议我们，搬回队里。可以借住在尚有空屋的云老娘家里。回家和母亲商量后，本着便于生产生活的原则，搬到云老娘家里来。那里叫梅禾冲，她家可说是当时队里唯一住瓦房的人，其余人家全是茅草房。云老娘的房子其实也不多，那两间房子，还是单身多年后的大儿子专门去一个丧夫的人家空下的。房子都不大，有一间还充当去后面菜园的过道。我和二哥住的那间房又兼作厨房。不过在当时情况下，有个栖身地就不错了。

云老娘家富农成份，但光看家室比醴陵中年成份的时合家都差得远。她老伴死于三年饥饿，三个大儿生分开过，他只和当木匠的小儿子住在一起。她比母亲大两岁，过去少有交集，但生儿育女、伺候公婆、烧茶煮饭、针头线脑等共同经历，牵扯出许多往事，引发交流和共鸣，暂住一年时间里，俩位老人相处融洽。我们初来没蔬菜，老人时常送些来。家中做蒿粑、汤圆，母亲也送些让她尝尝。

那年冬天奇寒，冰冻持续很多天。屋檐下挂着长短冰凌，水缸内也结冰，房子通风寒冷。好在那时农村都保留着生地炉子习惯，有的地方叫火塘，一般选择厨房靠壁，地方挖过长宽的一米，深三十公分上下的地坑，用木条框边，宏口中央悬树一根竹筒，竹筒内安放一板根可以上下调节钩子，俗称内调根，挂上特制的炊具，可以做饭、炒菜、烧水。冬闲天，尤其风雪日，家人或客人围座地炉边，一边做饭菜、烧水，一边烤火聊天。它也成为家庭成员或客人聚集的中心。地炉上那着水壶水烧开了，主人会摆碗、酌茶叶、沏茶然后依次端到手中。大家烤着火、喝着茶、谈天说地、你老不走，过一会，新的一轮茶又端过来。正因为如此，家乡人将厨房为茶堂，也恰似城里人待客的厅堂。有客人上门，一声“发财”之后，都奔茶堂而去，主人应声下马上炉也摆茶，或者让出自己座位。而原先的客人一般也马上识趣，起身告辞。而登门客往往就座端茶以后，才正式说开来由。而既使是夏天，茶堂依然是会客之所，不过往往捧上一柄蒲扇。如果是烟客往往还要座到地炉边，那时候许多人就在炉边往往挂一支水烟枪。抽水烟与喝茶的顺序相反，敬茶从客人开始，吸烟则主人先来。先往烟筒里装烟丝，再用经过沤制晒干竹片在地炉中点火。那时候乡下农人都吸自己栽种的土烟，这种烟，烟叶厚、油性大、呛头足，而烟过水后，减少油性，呛性少火气。咕咚咕咚几袋以后，主人装上烟丝，用手掌在吸口处抹抹拭拭，然后递给客人，如此轮换。就这样家乡人在难熬的寒冬天围着火炉烤火、聊天、喝茶吸烟，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而家庭妇女则在炉边，搓绳、积麻、补衣服、纳鞋底。母亲告诉我，在贫困的旧农村在冬日火有主概念，尽管缺衣少食，但一把火把大家聚在一起，似乎有了温暖和依靠。母亲还说在过去，谁家火炉旺，谁家就人丁旺，这是一件吉利的象征。谁家终日无火，除之“死火灭烟”也无人上门。家乡还有一个词：三十晚上的火，元宵夜里的灯。到了除夕之夜，家家都会在炉边架上几个劈开的干柴蔸，燃上整整一晚。一家人围炉而坐，喝茶、吃瓜子花生、煨糍粑，说着吉利话，等待新年到来。不过，而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居住条件和卫生观念的变化，烟熏火燎的地炉式茶厅，已难见踪影。但昔茶堂情节，却烙在心底，成为故乡有特色的回忆。

在短暂的安顿和严冬的闲适过后，接下来的春耕，和后来的生产生活让我们感受到太多不适和不利的局面。首先是粮食问题。它的多寡，能否填饱肚子，是关系农民生活质量，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在醴陵那边，除去最初两年，虽不可真正有什么好的生活质量，但总归不要挨饿了。那里农田比较充足，光照条件好，而这里人均耕地本不多，又有部份阴山、冷浸田，一般年景人均稻谷五百斤上下，根本不够吃，粮食产量不多也罢，这里农活却艰辛许多，生活不好，劳动强度又大，人也变得特别能吃。于是饥饿这个魔鬼再次缠上身来。好多年份，仅仅二三月春荒时节，队里仓无粮、袋里缸无米，一向遇事不慌的母亲，有时候也难免叹息，不知怎么熬过这段日子。而外面接济一点钱大都买了黑市粮。自己也常忧思沉沉，晚上睡不着觉。

而人文环境同样极不如意，没有醴陵那边众多倾心伙伴，少了油灯下的闲情逸志，没了众口一词的引亢高歌；花鼓戏台下的人山人海。小小生产队内，与我们年龄相近的仅两人，一个常年干木匠，另一个我们走后就参了军，其它要么大、要么小，没有什么共同兴趣。而山冲内居住分散，更加形成一种隔离。而有些东西似乎只有用命来解释才合理，即是命中注定要受磨难浸洗。文革初期这边比之醴陵安静，要是同样乱，我们决不选择搬回来。而那边，我们搬走后，慢慢安定下来了。而我们走后一年多，那边地方政府进行反思纠错，对无法无天的抄家进行了经济赔偿，二哥为此返醴陵多少得了点钱。而这则按照上面意图，不断掀起阶级斗争的波澜。搞得人心惶惶。在政治斗争之外，学大寨也搞得如火如荼。就文化而言，我们队江队长是个极积极份子。过往他一心想当干部始终未能如愿。我们回来，他刚当上队长不久，是由于某位领导下乡蹲点，住到他家，才把他扶上来，并表示如提拔肯干，可介绍入党。激进和江队长外迁，开山搬石，两头摸黑，抬的抬，挑的挑，硬把两土勘变成石勘，田亩没增加，气势却大不同，贴上时代要求，不久，江队长顺利入党，不久又升任大队民兵营长。看得见的进步。

而就大局而言，我们大队学大寨很快又走在其它大队面前，多次成为地方上的参观示范点。如果遇生产队江队长是为上位学大寨，而村支书则是保位而学大寨。那时大队书记年近六旬，年纪大、文化底，纸面的数据又尽乎末位，上面放出拿他下位。而作为老干部，他当然知道在位与退位之间的差别，而他过去不看好江队学大寨，身份陡变，让他看到出路，于是乎接连好几年秋收过后，大队调集所有的劳动力，把两处山窝子劈劈填填搞成两块大田。又在一处冲尾，把一个小山圹，变成大水库（没水泥的瞎折腾）。结果一个原本下岗以人，变成公社内学大寨的示范点。而要说这位村支书，确是有过人佩服的地方。过去在醴陵，自散教食堂，生产队对基本核算单位后，大队的存在感并不强，手中权利有限，又不掌管经济，仅仅当的上下之间的传声筒。而在家乡，至少在我们大队当领导让人羡慕。最初的经济偿试，大队组织建一个砖瓦窑生产，大队管理。尝到砖头后，征集十数亩山林，开成茶园，又建起房舍，调专人管理，还养猪养鱼，工是生产队分派，到生产队记工分，而收入归大队统管，尝到甜头后，又建所谓综合厂，成为铁工组，缝纫组，加米面加之类，依经是生产派工，大队管收入，在此运作下，绝大部分资金变为各种伙食补助，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号召大寨，各种会议不断，生产队干部，党员多为会议对象，开会记工分，好吃好喝与会者人人高兴。故此长盛不哀。而即便就群众大队每月不少于两次公议，白天傍晚都开过，阶级斗争是开宗明义的主题。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大队领导公开在会上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地主富农、集中起来，用机关枪解决。听得人心惊肉跳。也正因为如此的内容，每次开会，尽量坐到不起眼的角落里，虽然整体说我们并未受到批斗和人身攻击，但那种背上家庭成份枷锁而无显蒙羞，天生低人一等让人非常难堪。对于这样一种以家庭某个时期经济状况，决定一生政治地位，长久不变并牵连子女做法，很长时间觉得难以理解，不过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终于参透其中的奥秘，感叹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在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定位，不是多方面论证分析作出判断的，而是通过社会舆情，或者通过参照对比进行定位。

社会就象一舞台剧，在剧中有的人躺着，有的人坐着，但绝大多数人站着汗流浃背，而对于汗流浃背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他们面前放上几个常跪的人，让他们通过对比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如果再命令他们对这些跪着的人，可以随时插上几个耳光，揣上几脚，甚至可以说上一件大爷般的感觉来，心悦诚服地对导演看山呼万岁，这是多么高超的政治艺术。

而在家中种种不如意，也导致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的转向。也正是这种孤独无奈，二哥改变兴趣，从采掘辨识中草药开始开始自学中医的路子。他有较好文化基础，对于学习中医有很大帮助。他最先为云老娘、看病医治眼疾，效果居然不错，后来不断有乡民上门求医，又恰逢农村兴办赤脚医生，这种不可替代优势，让他当上赤脚医生，名正言顺以看病为主业，为他后来还算不错的人生打下了基础。妹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对女孩子而言，由于常常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一般都不愁，而个人条件好些的无疑有的选择范围，不少人愿意牵线搭桥，但两地现实对照让他知道该怎么办，双抢过后，她自作主张，毅然决然地去了趟醴陵，经人牵线与当地上边生产的的汪运花谈婚论嫁。在我们家她是与家乡联系最少的一个。也因为如此，这也为母亲晚年再去那边生活，打下了基调。也是命中注定吧。

一开始就很不适应队里持久而又繁重的劳动。在醴陵时期，除了春耕春插、秋收、农忙时期忙碌以外，最繁重耐熬的是酷暑中的“双抢”期，要持续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除此之外，都比较轻松，一般上午八九时才出工，下午太阳老高就收工了。而纯粹搞农业，事情并不多。而这里天朦朦亮就要开始做饭，搞到傍黑才收工，在油灯下吃晚饭成了常态。队里似乎全是一些蛮干之徒，装土的畚箕要堆得满满的。有些人还故意用锄头把土擂实，挑土小步快跑，这样的场合，你必须应付自如，否则有的人拿出一副欺生的姿态，好在年轻力壮，一般也不会输，不久就适应了。最终练就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粮食欠缺，这边把一些平缓的山坡垦成旱土，种植小麦和红薯。小麦产量低，但春荒时节成熟，多少能解决些饥荒。而红薯，则是乡民们一种希望和依赖。三年饥饿时期，在早稻收割前，饥肠辘辘又望眼欲穿的时候，乡民们下到田中拔取田中早熟的稗子，把它炒干磨粉，渡过最后的难关，并称稗子为救命王。而我认为，在饥饿年月中，红薯才该是真正“救命王”，红薯易种植、耐连作，产量高，而且它又不宜大量集中收藏，这些特点让它成为饥民们的救星。红薯本籽收获时期每家至少上千斤，分到家后，家家都放开肚皮海吃，正因有一段红薯的滋养，瘦骨如柴的人体型也日渐丰满起来，乡民们也互相打趣，你又发红薯体了。

我们回家那年秋天，国庆前后，大姐、二姐相隔两天不约而同回到离别了十几年的家乡。更巧的是两个家庭差不多同时调到河南南阳。大姐夫调南阳军分区，二姐调南阳属下镇平川光仪器厂，也是这个缘份的牵扯，二哥后来落脚南阳行医，并在那边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变身南阳人。最终我个人艰难地生活在那里，直到晚年才离开。不过艰难之中也有许多用世俗眼光看来并无光芒的收获。艰难的劳动让我身体和意志都得到很好的磨砺，以至让我以年过半百之身加入到中国现代史上无数人用繁重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所谓的农民工潮流中，用多劳少得的方式，亿万双勤劳双手托举起来的时代光辉，并在其中思考社会、思考人生。而一个贫困的人，决不等于一定就胸无见识、头脑空虚。在劳动之余我尽可能找点书看，让自己的眼光和思维进入各种复杂世界。那些年除书之外还有小小的收音机，而新闻类节目是每日必听的。一九七九年深秋，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对党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定位，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过往少有的基调，让我感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晚上浮想联翩。第二天早上想再重听一遍，竟然没有再播。这么重大的新闻没有再播，恐怕绝无仅有，可见这个公报当时冲击力之大和引发了怎样阻力。而收听的国际新闻中“九一一事件”最为震撼。

一九八零年已届三十四岁的我，终于走进婚姻殿堂。为了这桩婚事，母亲操了很多心。快结婚钱不够，老人家卖掉自己一件毛皮而我的婚姻，因种种原因，没能给母亲带来丝毫幸福。母子之间也不得不分离，她辗转去了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寄居小女儿那边，那边又紧挨故乡地，有众多熟看和熟人。在当时也是最理想的选择。这里也毫不讳言，母亲的生活费，由几个兄长打理，我那时候时不时又探望一下也只些许薄物，有时候也领孩子们去，母亲由衷地高兴。进入深度老年的母亲有时候会找点书报看看。她眼力好，八十多岁时，不戴眼镜还能看清书上小字。一生辛劳的母亲，身体整体上还算健康，基本没生过大病，感冒和上肢酸痛比较常见。身边也时时有备点药物。老年后牙口不好了，许多东西咬不动，就煮水果，苹果只能切成小点点，香蕉还能吃，菜也要切得碎、煮得烂。九十岁以后，母亲记忆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了。老年后手发抖，而且越来越厉害。由于老年人的钙流失，身形变矮，背也有些佝偻。看着有点让人忧虑。不过，尽管如此，诸如洗脸、梳头、洗脚之类事情还能自理。由于认为让老人适当活动有利健康，一般情况下，妹妹也不插手。农忙的时候，母亲常去娘家那也看看，有时住上一两晚。而廖氏乡邻，有时候也过来看看老人陪着聊聊天。象一度和我要好一样雪伢子、参军复原，去外地工作，回家乡来，也好地看望母亲两次。母亲老年后体弱畏寒，冬日睡觉常年备用加暖的热水袋。妹妹要早早准备火笼、烘炉之类保暖品。冬日无风的日子，母亲会找个当阳的地方，眼睛半眯，在沉静中享受阳光的温暖。

零四冬季，由于孩子上大学日渐增加的经济负担，我留在广东河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工地，生平第一次一个人留在异乡过年。那年是个寒冬南方大雪纷飞，冰冻持续。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病倒了，多日躺在床上。后来时好时坏，让人揪心。阴历八月十四，小妹来电告母说病故了。不幸时刻终于到来。我匆忙离开从化工地，赶往百里外的广州。第二天赶回家。之所以没直接去醴陵，是想搞点钱带过去。谁料有债在身的人，一开口借款就被挡了回来，而之前，想去公司拿钱也已颜面无钱拒绝。正无计可施，妹妹来电话，说三个哥以凑够了钱，知道我困难，不要我出了。赶紧动身去醴陵，下午四点到达。看到摆放在厅堂上方母亲的灵柩，我长跪下来，请求母亲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儿子。

在我之先，南阳二哥二嫂领着一双儿女来了。而数月之前残于母说之先的二姐不能再来了，但尚在悲痛中的二姐夫来了。在三个姐夫中，二姐夫淑文哥与我交往最多，他始终如一的热情好客，充满诚意的嘘寒问暖让我内心十分感激。大姐派母亲照看待最多的小五子来了。虽然在悲伤期间，几个久别的亲人重会，大家倍感亲切，相互问候热络，说了许多话，而象我们这样松散的家庭，母亲过世以后很快很难再有两个以上亲人相聚的机会了。

第二天，陪同妹夫和外甥全生去市内采购办丧物资，雇了辆小四轮农用车。购货的时候，我在车旁看管。在湖南农村，操办丧事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均不下万元，如果曲意铺排可以花上好几万，甚至更多。而这方面醴陵却比家乡简单一些。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观念上。醴陵丧葬主要在于入土为安，也因为如此，那边极少看到修造豪华墓园的事情。而在家乡那边，丧葬中寄托进太多想法和期盼，往往把先人墓地与人口多寡、运气好坏前途前景联系起来，这些观念之下，丧葬山讲排场顺理成章。那天忙到下午四点多才回来。

第三天是祭祀日，本来我们家在祖父时期就信奉基督教（地方上称耶稣教）。不过据我的观察，多年就读教会学校的父亲，似乎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母亲也如此。因为他们生活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言行。少年时印象中祖母是虔诚的信徒，每日祷告，雷打不动，每次就餐前总要祈祷一番，“哈哩鲁牙”是最常用的口语，儿孙小辈生病，她都会祷告求神护佑。小时候姐姐哥哥们常把祖母和一帮信徒嘲讽一番。国门开放后，外来信仰在不少地方广泛兴起，大姐、二姐都成为了信徒，尤其二姐可用虔诚来形容，她劝母亲信教，母亲答应，但我冷眼旁观，母亲对这些事看似平淡、心中没有杂念，很难真正信服。二姐也以诚恳的态度劝我信教，一度拉我去参加过两次聚会，还送给我一本《圣经》。但我拜读一些章节，并没有从内心产生认同感。所以我坚持有自己的认识观。如果说真有什么神秘力量足以操控宇宙和人类，我也只持一种“不可知论”观点，不承认有任何宗教。当然也不会去诋毁。而在农村普遍奉行的宗教习俗中去举办一场别样的丧葬活动显然是下下之策。如是入乡随俗。

从早上开始，两个奉请来的持道者，就在厅堂内吹打起来。作为孝子：二哥、我、二嫂及侄儿们，身披麻衣，头戴孝帽在灵堂内依礼叩拜。而在我们家乡，这种叩拜礼还要繁琐得多，从披丧直至成坟的几天内，可说是，逢人叩拜，逢事叩拜。按过去地方上传统的说法叫“去罪”，又分两种解释，一说是去掉父母在世时，自己不孝之罪；二说是去掉父母在世时的错误，便于超度。因此，即便在世对父母难说一好的人，叩拜起来也认认真真。而按醴陵习俗相对简单不少。祭祀的晚上是整个丧事的高潮，所有至亲、亲朋好友都过来吃夜饭。前来参加晚宴，送殡。亲人也在晚宴前到达，他们更在晚上举办长达数小时的“祭礼”演出。此时，人群爆满，也见到许多久违的身影。其中光福、其名、益龙、桂生、吐辉、寄矮等人和我们相聚进行了长期时间的交谈，虽说从离开家至此，倒指算来已三十五年，但脑海里许多生活场景，栩栩如生，似在眼前。然而，在看似不长的时间里，当年许多非常熟悉的人，象其民的父亲，他的两个叔婶，四哥，四嫂，益龙，桂生的父母、万番，万石夫妇，甚至那个时代大不了几岁的爱唱花鼓戏的”老盐仔”，以及不及细麦的名字，这么多印象中生龙活虎的身影，究都已陆续作古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最好的印证了人们常感叹的，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庆幸母亲的高寿，人应该珍惜眼下的日子。

在这些倍感亲切的面孔中，感到变化最大的当属寄矮，在这三十多年中不少于二十次的言谈中，寄矮是其中唯一没变过面容的。他虽说个头矮、当年确是个风风火火，说话干脆，办事利索身手敏捷的人，和他最多的交往是油灯下的扑克大战。一种很纯情的游戏，虽不包含任何物质上的输赢，却那样忘我尽兴。而同样爱扑克寄矮婆娘，某回与丈夫争座位，气恼之下抓只茶碗砸向他的额头见了红，本以为会爆发一场大战，争强好胜的寄矮反而冷静下来，让位妻子。在一旁做起家务，留给大家深深的印象，但如今一见之下完全变成一个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小老头。益龙也曾经交往很多的人，他活跃而聪慧，又特友善，在文革那种特殊时期和我的关系中都没有任何变化。他当过代课老师，做过小生意，又当油漆匠，面目没大的变化，只是少了些嬉闹，多了些成熟。

光福十几年前就落实政策，拿退休教师工资，早已不在家乡去市里安了家，找了老伴，这次完全为友谊而来。多年不见他了，在众多旧交中他是唯一一个到过我们老家的朋友，还住了几天。但一见之下皮肤红黑，还有大块老年斑，与二哥胖而白净，形成很大反差。不变是他乐天的性格，那晚聊了很久。

第四天是母亲安葬日，闻说下葬的墓坑，昨天还没挖到位，一大早我与全生扛工具去加班。这种活我十分在行，又拿出十足的力气，两人轮流掘坑、铲土，干了一个多小时顺利完成。

正九时出殡的时刻到了。在锣鼓齐鸣鞭炮飞响之中，几个妇女架开伏棺痛哭的妹妹与二婶。十几个乡邻一声吆喝，母亲的棺椁抬离地面，指挥丧事的人进行短暂的布置，送殡的队伍开始出发，我与二哥披麻戴孝，分别捧着母亲的牌位和遗像走在队伍最前面，潮水般的悲情在胸中涌动，视线开始有点模糊。好几处地方有乡邻在路旁鸣爆至哀，我们机械地跪叩致谢。四十三年前我作为一个无知少年，在左家园台边，为尚不到六十岁的父亲送葬。至今已近花甲的我再次殡送，生我、养我、教我的母亲，沉痛之外还附带深沉遗憾与怅然。

母亲的墓地选择在离妹妹家一里多以外盘龙山一处顶端朝西的方向。远处蓝天下依稀的山峦后面大遍田畴，漾江蜿蜒其间。放眼脚下大通矮岗，起起伏伏、曲曲弯弯，恰似一条盘龙鸟瞰着这处山水田河。盘龙山遍植油茶，常年翠绿。

终于在鼓乐鞭炮鸣响与泪眼婆娑的恍惚之中，母亲的棺椁植入墓穴，永远地安定下来了。

安息吧，母亲，您的一生虽然艰辛而又平凡，但在我的心中，您永远是一座丰碑！

安息吧，恩重如山的母亲，让亘古不变的盘龙山；让盘龙山不凋的苍翠；让那洁白而又圣洁的茶花，代表儿女们的思绪，永远地陪伴您，抚慰您，赞美您！

作于二于二0 一0 年四月

修改于二00 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