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光彩背后的艰辛

——记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底层

李朋远 · 2016年 · 约 16,538 字 · 阅读约 41 分钟

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站在今天的视野上整结,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经济数据统计中,最能清晰地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前,十几个亿,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在全球经济体排位在十位上下,人均国民产值仅一百多美元。人均经济占有率低居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而如今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经济增长率分居榜首,人均经济八千美元上下,在发展中国家中已居前列。整体来看,虽然国民仍面临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克服国难奋力前行,未来更美好,社会是公平公正,这能给大多数人的期盼,也可能实现。

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记忆中迈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极为艰难复杂。而作为社会群体中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广大农业人口和城市贫民,尤其是回处奔流、汗流浃背为社会贡献巨大红利,而托举社会巨大变化的农民工群体。如果认为这些人伴随改革开放一路阳光善照、幸福相伴,可就大错特错了。某些人似乎认同和宏扬这种观点。而事实上这些底层人士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中摸索着艰难跋涉。讲述这个过程,还原非事实真相,我用目睹思索,亲力亲为来开篇。

中国的农业人口,历朝历代都处于社会底层。土地的有限,传统农业的低效与艰辛,受制于气候、病虫害的不确定产生。面对人口增长威胁性制约,粮食收赊的不易;毫无保障的应灾机制。决定了农业人口生存的艰辛。而历史上,战争、社会动乱,有时甚至造成十室九空局面。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就是有利于农业的措施,互助合作对农业有利。但自后除去那些欺骗性口号,强制推行的合作化生产,站在社会管理角度看,当然有利,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作为农户弊大于利。因为它掺进太多不应该有的东西,个人积极性被抹杀。农产品定价低廉,各类建设中对农业人口无偿使用,把农业人口长期捆绑在固有区域内。尤其大跃进瞎折腾,造成千万农业人口饿死的旷古之灾。

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改革开放,选择从农业开始,并从束缚农业,农民的机制着手,迅速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温饱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化肥供应恰恰到了满足市场需求的地步。而以往社会整结,偏向于解除束缚,解决温饱之类问题,而恰恰忽略了一个最重要方面,即是农业人口获得自由之身,而正是有了这件自由之身,人们才能选择自己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形成后来的打工经商潮流。而就农业本身来说,农民除了不再被胁迫去做那些所谓义务之类低效、无效劳动得到一定的修养之外,农业本身发展潜力非常有限,很难形成持续性增产增收。

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想点子抓经济的同时,政治、政策上拨乱反正如火如茶,毛时代大量人为的政治风波受害者,各类冤假错案几乎无一不得到平反。所有人士恐怕以千万计。就我们家而言,父亲右派被平反,按规定补发了一点工资,后续落实中,母亲与二哥恢复了城市户口,母亲还领了一定遗孀费。而我亲朋好友中,无一不被平反,所涉者苦尽甘来,感谢执政者正义与心怀。开放固然正确,但经济底子薄,又百废待兴,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不得已之下,把一些过去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到民众身上来。最主要的方面基础教育在内的学费,以及教育附加费均摊,而过去中小学象征性收一点学费也年年上涨,最高时候小学每期学费近200 元,初中近300元。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成为两个儿童的家长,首当其冲更要命的是,学校还想尽各种办法从学生身上榨钱,甚至无端到把正在上课的孩子赶回家来讨钱。而那时候,挣钱门路很有限,钱很难挣,打点临工、工资低还不一定到手。所以经济压力很大,改革那点红利抵消有余,社会也有许多不满之声。

改革开放之初,外出打工还只有极少数有点门路的人,而且工资也很低。有胆量有门路又有本钱,能经商办厂的,就更少。在当时国有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背景下,许多地方自由贩售行为还延续一种旧思维,时不时找时机给他们安上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只有有眼光、有胆量,尤其有门路的人,才敢涉足经商。而一些有背景后台的人,依靠紧俏资源,例如那时候供应紧张或者比较稀缺的钢材、彩电、显像管之类实物,或者指标赚的金盆钵满、一夜暴富,也是社会瞩目的焦点。而旧有价值观失落崩塌,由此产生的模糊和混乱,引发诸多负面效应和骂娘之声。

在农业、农村问题,政府层面的思路,依旧延续过往,以农兴农、以农富农的思想,并做了许多宣传和推介,主要在种养殖方面,大讲“专业产种养模式”。想以此积累资金、技术,拓展市场富裕农民。大环境的主推,分田到户后许多人又有大把闲时,热切地翻身愿望,让许多人投身其中,各地掀起一波波种养高潮,象长毛兔的引种推介、配合饲料投喂下的牲猪规模饲养、肉鸡、蛋鸡大规模饲养及至蚯蚓、土鳖虫等另类饲养、柑桔苎麻、吴芋等种植,这其中舆论盲目的推介,别有用心者们编造的骗局,增加了许多戏码。

作为初建家底、经济负担重,又无其它生财之道的我,自然变成热情的关注者、积极的参与者、被误导在所难免。例如所谓“非洲多用豆”,种下去却是土生土长的凉薯,凉薯种下倒还能吃能卖,而吹得神乎其神、“美国籽粒苋”毫无经济价值,最不靠谱当属所谓优质高产多汁饲料“串叶松香草”,不仅产量低味道苦涩、叶片上还长满刚毛,连牛都不吃。完全是一种骗局。这许多多项目除某些品种风行一时外参与者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还要说养蚯蚓的事,这种东西,我一开始就不看好,但许多报纸、宣传资料却吹得天花乱坠,最初在引种扩散阶段,确实也有些入行早的人挣了钱,但扩展到一定规模、进入真正的实用阶段,建设想的酒类加工、高蛋白食品之类,统统不靠谱,无法进入消费市场,迅速偃旗息鼓,不少追风者损失惨重。最终,这种设想的以农兴农、以农富农,整体上以劳民伤财收场。其根本性原因,在中国八成农业人口整体消费力很低的情况下,注定要失败。而我个人投身其中十年,整体上还沾小数幸运之一,长毛兔养殖,动手早下了点功夫在市场大扩展阶段,还赚了点钱,西瓜、蔬菜种植,用工花费比种田多,收入也多一点,不过最后,长毛兔冷淡后,转入牲猪饲养,因疫情惨败收场。个人这段种养经历,曲曲折折、起起伏伏,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尝遍,经风见雨,算一段特殊的人生历练。曾作小文《十年种养》倾诉历程与感受。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场真正改变农村面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社会新走向的潮流,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潮流中开场。丢弃犁锄、投身工商、做打者和小商小贩,在市场引领下变成农业人口最瞩目方向。区域不断扩展、人员不断增加,逐步变成数十年来淤积中国农村大量闲散劳动力的主要方向。而正是这种潮流和方向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主动力。而对于这种潮流,当时在政府层面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冷眼看待,许多观点认为是个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短暂的个人行为。农村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些基层政府甚至把流入城市的农民当盲流对待,时有驱逐行为。其实,中国农村先天性的人多地少,解决温饱都极为不易,哪有发展和富裕可言。走出去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人口流向由市场决定。需求形成流向。就农民工的社会关注度来说,直至九十年代末期,才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发表关于农民工社会的弱势群体言论,有了维权、讨薪之类社会问题。到了新世纪才有政府出面为农民工讨薪的说法。

而事实上,中国最大,人数最多、长期居于底层的农业人口正是通过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靠无数双勤劳双手和汗水之下改造转变自身,带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农民工的社会作用才最终被追认,当然远没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农民工打工的社会方向,开始就是异常艰难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求职人数与市场需求之间有巨大的不平衡,让打工的门槛、既窄又险。窄之所在,有大量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在这种状况下,工作时间长、生活待遇差、工资底下、甚至拖欠,种种险情就暴露无遗。在不人道管理下,资方或手下层管理者任意施为,暗箱下的黑手操作,汇集成多少辛酸苦楚。打工者回乡的倾诉、极端杂志披露的事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打工者的经历,他们冤屈和泪水,如果文字汇集起来可以写成多少真实版的当代《悲惨世界》这种东西,是任何溢美之词都无法掩饰的,也是有责任的社会不应该掩饰的。

当然使在当年对求职者极为不利的社会背景下,也有一些有远见、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实行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和较为合理的薪酬制度,在当时打工环境下,成为一种来羡慕的标杆。引发许多打工者的向往和追求。

而在农村,大量找不到经济出路和发展方向的闲散人员,抱着启迪生活的梦想,走到城镇和发展势头好的沿海地区,汇集到既向往、又难以捉摸的环境中,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找工作的艰难与工场环境不规范,它们的光怪陆离、社会不公的展现,恶劣的心境得不到疏导和渲泄。加之一些人本身道德观念淡薄,不少人就从打工队伍中游离出来,靠偷盗、扒窃、欺诈、倒卖得手谋利。他们败坏自己的人格,又扰乱社会秩序。加上一些恶势力,加之不少地方基层治安松懈和不作为。很多地方,犯罪猖獗,治安极度混乱。即便农村偷盗也风行起来。

回顾过往,中国的改革开放决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不断的冲突和挑战中摸索前行。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排除政治风波引发的混乱之外,社会整体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而较强的社会凝聚力,规范的人口结构是主因。但那种社会凝聚力,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长期定向定宣讲形成的它有极大虚伪性。而国门大开,真实的外面世界,众多新信息,证过去的虚幻现了原形,也引发普遍失落和失望,至此,社会凝聚力空前涣散,社会又一时无法形成新以凝能力,在此.自我为中心,一切向钱看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反映。许多单位和个人都丢弃了应有起码底线。同时外都多元思想的渗透,黄赌毒之类也渗入社会机体中,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难以惠及公众的现实,而官場对社会现实衷现的迟钝,没有及时生成有效应对之果,让社会乱象持续发酵。引发社会较强烈的不满,最终部份激进知识份子,和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人群汇集起来表达不满和提出社会诉求,并与缺乏应对之策,内部又有分裂当局发生碰撞,列发广受世界关注.暴发于首都的六四事件。最终在复杂纷乱的局面中,当局不得不采用他们本应该极力避免镇压手段,因为在道义上他们对过往社会要似事情采用极力谴责,义愤填庸的态度,历史却开玩笑让他们也体验一次。最终玩抗争一方在与政权的生硬碰撞中迅速败北,消弥而亡。但留给中国社会太多。思考与教训。虽然败北者看似代表一种正义诉求。但在严肃认真的现性分析之下,他们很难有所作为因为表达正义与正义执行社会民主正义相十万八千里的距高。过往红历史留下太多例子。表达正义,从都会社会抗争也习惯于此,因为它可以引发关注的同情。连杀人越货的士匪,都喜欢祭出杀富济贫的号,杀富是实,济贫才未必,顶多是那样拿不动的东西留下一点。而真正持行社会正义,既要完善的民主社会制度,还要丰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试想,如果社会冲动真正摧垮现在政权,接应者马上就会陷入各种利益分争之中。会给社会当下难以平复的乱局。在六四来件后续影问中一些高层快策退出政治平台.打江山座江山的格局结束,中国进新一代文人政治时代。

在那段混乱的时期,谈了大的社会感受,再谈谈个人所历,一九八四年,正在兔毛疯涨之际,自己的兔舍夜晚被窃贼光顾.一次盗走十几只兔子按当时市价是一千多元损失。更可恼的是在线我附近锁定目标,投案待查时,这桩本来只要追查嫌疑人兔子来源就可真相大白案子。案人一边虚假安抚我,一边拖着不办毫无动静,最终我为此走区、跑县寻求帮助、却劳得无果而终。另一次屋前养鱼池塘半夜遭人放水,只因水浅鱼群窜跳惊醒我才未遭窃。而各地频频夫窃的事件,也成为地方上的热议。在外出的火车汽车上多次目睹肆无忌惮的窃贼,拔开熟睡旅客傍边的邻座众目葵葵之下贴身搜摸钱物,那种藐视一切的气势张扬,其所以如此,基层治安普遍不作为,而就闻极道中,一起举持正义者例身血泊却得不到声张,成为许多人只求自保。不管闲事。在广东一处施工工地咫天之间,一位持手机通话的女孩,被人夺下手机狂奔而去。而在襄阳火车站侯车,两个年青人一前一后座在我两侧,不一会就在我面前丢掉包分脏的把戏,先拿出一卷,用手卷包着的钱问我是否丢了线,我说没有。另一个赶紧说,你捡了钱,大家要分点,还说老头,你说要不要分,我说要分你们分吧,我不要。看看我没入套,两个人先后默默离开。也证实我的猜测。但出行,对防不胜防的扒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八九十年代我在自身毫无感知的情况下,先后五次被趴手光顾损失较大有两次。一次是九五年初入长沙打工,在公交车上被扒去钱包,两百元钱之外,还有第一代身份证。那时候补办身份证很麻烦费钱之外,还要等很久才有。另一次从青岛归家的火车上,那一次自认为做足了防范,把几百元钱和一张行包托运单包好,放在贴身内裤袋中。哪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极可能等候下车的过道中,被扒手窥破,用刀片划破外裤,用手抠走了。由于托运单丢失,在和车站警方沟通中,他们说,你得车票去当地派出所开个证明可以领包。而持车票去镇派出所说明情况,请求开具证明。谁知那位警员两眼一翻: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证明,我们不开,转身走进镇政府办公室,才开了证明。

那些年,鉴于这种极为糟糕的社会治安,高层决策是用“严打”来震慑。隔一段时间运动似的来一次,上下联动,全面开展。而“严打”期间,入网者往往罪加一等。在张榜公布罪犯名单上,一只只红勾代表处以极刑,从我看到的一些判决案例中,有人只犯了一次偷窃罪,而所涉资金仅几十元,还有团伙案只实施一次对少女的强奸,尽管怨恨已久,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严打目的意在震慑,不过效果似乎并不理想。用成熟的眼光看,严打的许多死刑案例,量刑过重,而这种运动似的持法浪潮,体现的更象是一种人治理念,有违所宣扬社会法治理念。

进入新世纪后,治安形势不断好转,而自06 年以后,个人再未遭失窃事件,也再没目睹过偷扒抢之类事件。根究起来恐怕多种因素叠加效应。随着国内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社会用工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打工者收入与待遇不断改善,而社会治安力量与手段不断增强,象摄像头广用,指纹血型检测不断完善,增加打击犯罪的威慑力,中国也进入社会治安向好的阶段。

而提及八九十年代的不良社会症结,交通出行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长期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出行困难的卡点。在改革开放前,封闭人口格局,极为贫困经济状况,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极少有搭乘交通工具出行的情况。别说远门,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即便城市人口,流动性也很有限。这种状况,掩盖了这种矛盾。七十年代末,我前两次跨省出行,都还算顺畅。改革开放之下获自由之身的农业人口,越来越多选择外出寻找出路,体制内转行,也频频发生。这时候出行难、出行苦、出行乱,就日见突显,成为常态。

一九九四年,我改革开放出第一次远行是从湖南家乡去青岛,足足给了我一次下马威。先是从株洲至郑州一段,是十几个小时,站在过道中间与旅伴们前胸贴背的枯站。还时时受到推车的售货员东穿行者不间断骚扰。而在郑州站中转处签字,数以千计的旅客排成单行待签,几个小排队中因身负行李两次被骚乱人群挤出队伍,当时心情几近绝望,后来机缘巧合与几位旅客转从车站侧门进入,不过每人要奉上十元入门费。不过能够这样已属万幸了。而郑州至青岛,车发西宁,同样拥挤不堪,乱局中还被盗去一只装礼品的行李袋。返程顺利一点,不过至武昌中转,排队几小时,告今日签完,不得弃票改到大巴归家,多花50 元。

那次返家后,与一伙老乡去了广东德庆接建筑施工。几个月后时回家,搭船至广州,去火车站买票。当时天刚亮,厅外一大堆人,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当时车站内开启八个窗口看上去排队队伍不是很长,正常情况下要半个小时能购票。但我在那个大风扇下站了两个小时,纹丝未动,因为前面结伙倒票黄牛党不断轮流插队,几近垄断了票源,不得已退出,工友老黄在另一列排队,位置比较靠前,本认为他能买到票,谁料准也退出来了,除了插队他抓在手里的钱差点被抢,最终退而改长途汽车。但这汽车,除了贵不少之外,同样多灾多难,开始一段还算顺利,那时还没建高速公路,南北交通主道107 国道,但至粤北那段,道路太窄,堵塞成了常态。那下午5 时进入堵塞路段,停停走走,直至第二天上午10 时,路宽了才正常行驶起来。那种堵想起来都心慌,车厢又闷又热,要是停在牲猪贩运面前。那股浓烈臭味,直捣肺腑,那时搭乘长途汽车,还有一个星期,地方黑手饭店老板买通客车司机宰客。第一次外出打工就遇此,那一次车停衡阳南部一个小饭店前,看了一下,不满意菜品的价格,想越过公路去对面一家粉馆却被店主阻拦,不让离店,争吵之中,她手下两个马仔围过来,其中一个还拿自制的电棒在我们面前晃了几下,最后我虽没有去买餐,也不敢去对面店里了。这里走出家乡第一次面对社会黑恶势力心中充满愤怒,种种不动作,导至黑恶势力丛生,而广东归家,中途吃饭店加似乎更横,门口张贴纸条,越店吃饭罚款五十,我才知道这些黑规,当时已经非常普遍,而载客司免吃免喝之外还赠礼品。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四处奔波打工人。

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历史进步,它激活了对过往旧制度、旧规章的颠覆。中国过往经济结构中,城市工商阶层是旧社会规划以受益者,受庇护的对象。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中,低廉的原材料价格供应。生产发展缓慢,生产的东西大都处于短缺状态,企业也罢、劳工也罢,没有生存压力,也缺乏竞争动力,安于现状攀比福利。改革开放初期,小小的激倒也带来一些福利,看似前景光明。但随着改革深入招商引资,在与外部世界多层对比以后,曾经沾沾自喜的经济体制,它的各方面是那么不堪和落后。最终进行颠覆性的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与世界经济全面对接,城市群体也被卷入波涛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悲喜剧。

九五年在长沙一处街道路面维修中,一位被阻在施工线外的货车司机,冲着我们发泄,说农民流浪到城里,抢走城里人许多工作机会。这样发泄不满从虽是极个别例子。但它真实说明,过去旧制度下的产业工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人,在活的农民工体制面前尽显劣势。对比之下农民工工资低,无节假、零福利、能吃苦听使唤,有请即来工作紧张可任意加班加点。闲散时弃之一边。而体制内的人,按时部就班、相当带薪休假、福利,甚至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两者的对比,哪怕眼瞎也清清楚楚。

很快城市中的脏、累、苦活,象市政工程、环卫工、建筑工地,都实行双轨制,编内者,轻松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编外一天算一天,其它什么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社会双轨歧视,部份在新世纪一0 年前后有所改变,有了五险一金之类说法,总算社会长足发展以后,有了一些人性化的社会进步,但谈不上规范和彻底。如果认真进行社会的阶级划分,农民工才是新时代,真正的无产者。

个人打工经历始启于九四年冬闲时期,猪瘟发生后,身负4 千多元债务,对饲养彻底灰心。第一次去东江湖边,库区内以开发种植项目劈坡造梯,两个月辛劳,除伙食外,仅得二百多元工钱,另外有一部份没到手。按包工头的说法,那是库区最后一年开发,由于不再求人,那一年大幅削减工资指标,这种说词,无法辨明真假,但真有一部份钱没到手。其后在长沙两年,主要干过建造、市政、断桩期间还干过中餐、烫塑、预制件制作、搬家。这类活计,工资都极不理想,真正有经济负担的人,无法长期干下去。无奈之后向老板讲明经济负担情况,主动请辞,鉴于中老年之身,言词恳切,倒也未受责难,吃了几天饭,多少打发点路费走人。而在喷塑厂和搬家公司有年轻人看见情况不妙要走,老板恶语相加,扬言要动手,看了都让人心寒。

其后恰逢组内开金矿,干了三年不累,有安全风险,附带种因,不过收入仅维持家庭,只是收获了一段别样人生经历。停矿后零三年,赴珠三角,开启了我自诩为“十年广东”的打工生活。足迹遍及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肇庆、河源、梅州、揭阳、汕头,其间还两赴广西,一出江西,屈指细算大小四十八处工地,历春夏、秋色,酷暑寒冬,劳累奔波风吹日晒,遍尝苦辣酸甜,五味陈杂,叹息、抱怨自不少喜笑欢颜也不无。就人生而言,也是一场难得的历练,尽叙于“十年广东”之间。

广东十年,除少数工程外,大体上都是一处公司揽下的工程。公司驻地广州,一度注册为集体企业,但知根底的人都知道是私人买下即将破产公司名头,纯属私人小企业。老板刘氏,家乡那边人,中专毕业,供职公司看看不振,自赴广东创业,承揽中小型支护工程,初时仅带老乡几个亲明,那时自己也上工地,吃过苦,就后来2 个中有人回忆,最艰难的时候连续几天剁辣椒汤下饭,资金耗尽难以为继,一度想掩面返乡。艰难中曾为转业军人在家乡经商致富的父亲资金相助扭转困局。渐向中兴。我入行的时候,公司小有规模租地兴建了安装设备安置人员的基地,自备办公场所承揽钻孔、注浆、边坡累、喷锚等支护工程项目,每年有千万计业务量。虽说某些规模较大,利润较好的工程有上百万的利润。老板财富也不断增加。

我入行之初,是不受欢迎的老年之身,在毫无人脉背景的情况下,半年多时间干了五个工地,从事喷锚、注浆、钻孔之类工作,曾有秉性公直,认真观察的人,在观看工资表后在我面前称,你是工地上最勤奋肯干的人,而工地上工资评定由领班主裁,论资历人脉、远近疏疏是主要因素,当然也要考虑技能。而我实力也够刻意为之。我做事事喜欢风风火火,尤其是婚后,妻子无能又不担责,家中里外一应担当,在这种背景下做事容不得半点拖沓。而做事风风火火,人处于兴奋状态,人兴奋反不觉得累,当然也不能太干过头。所以,开始两年工资处于低等状态。好在纵向比较中比长沙干那两年高一些,主要的是伙食还比较好,零花钱支取不成问题。

公司施工形势上接量计酬,以此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但实际施工操作中,老板与领班人又有很大灵活权。比如说,某个工地、按核算每小时八元工资,老板会说,是不是高了点,以后施工达不到这个数,工人怎么想?于此一说,手下心理神会,立马按六元算,当在核减下来那一份,工头等人老板会给他补上。另外还有些本该老板另付工资的,象采买值班看管工地全部算到工资中,位再比如找个什么理由克扣一点。老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在诸多工种中,高喷、钻孔之类苦累脏活,按量计酬,执行得认真一些,他们往往组成小团队,各司其职,工资水平高一些,开初时,我每年收入一万伍以下,他们有二三万。但还是有人抱怨老板克扣了一些工资。后来有些工地,老板出于省心,干脆把一些工程,包给手下人,这些人,要么公司元老,要么亲威。除省心外,也想发挥他们积极性,让他们多挣一点。效益好的工地,他们除工资外,可另外抽百分比。但这样一搞,往往又变了样,例如老板小舅子,零四年至零五年秋承揽深圳龙岗光汇油库工地和梅州、梅河高速一段公路边坡。那两处工地我都参加了大部份施工。油库那边,效益还不错,承揽者早早放活,每小时不少于六元。而梅州那边工地,老板对工程过程不了解,那件边坡核算每立方工资伍佰元,经过层层转包后最后老板被忽悠下以每立方一百元揽下。懂行的人一算连最底工资都发不出,老板无奈以低价包给小舅子,好在附带的钻孔、注浆还能保本。而事实上,这种边坡工程,要经过放样、挖模、扎钢筋、装模、搅拌、浇注混凝土、拆模、保养一系列工序,而且施工45 度斜坡上,除自带一台搅拌机,其余全的手工,浇注的时候,几个人站在坡梯上,一桶一桶提上去,麻烦而又辛苦,光打核算下来,一小时才2 元钱。而这工地,他还抽一把。后来两处工地他从老板那里结算34 万元工资,他却只拿28 万算账,这件事让参加者愤愤不平,后来又接工地,谁也不跟他去。

老板还有个大舅子,也跟在公司混事,对施工一知半解,却好夸夸其谈。很多时候,帮老板当点采买,从不干活却天天上工。他也附带管过工地,在河源加固边坡注浆,他胆大包天,常常晚上叫来农用车把甲方堆放的水泥外运盗卖,要施工的工人人帮忙装车,说以后大家分一点。前后盗卖几十吨水泥,仅在食堂打了场‘牙祭’每人发了包烟,其余都进了他的荷包,也许太为丑夯,后来被辞退回家。

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许多地方的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行政混杂,在工程承包方与一线施工单位的分离与偶遇;在监管缺失,环节众多,在重重利益牵扯利蚀之下,是个黑幕重重的地方。庞大的建设资金后面,它的每个环节,都在种种考量之下,存在利益吸吮与输送,整个过程资金被层层剥离,纳入私囊。比之触目惊心的官场腐败,工程腐败体量巨大得多。重压之下以官场腐败有高危性,一旦败露身败名裂,人财两空。而工程的畸形生态,尽管危害如此之大,所涉资金如此之多,却鲜被论及剖析,官场睁眼闭眼,处于默认之中,除了个别案例,鲜有惩罚。故尔,在我国整体工资不高的情况下,社会存在大量隐形富翁,许多利用固有的关联关系,不劳而获大食其利。许多人频繁出国,任意买买买,炒股炒房纸醉金迷,许多时候,甚至处于施工边缘的小人物,只要稍留意,同样能感受到黑幕下的利益掘取。

零伍年秋季,参加母亲葬礼后返粤,自己急于做工,公司无事经人介绍参加了一支私人的搅拌桩机施工,工地在深圳南山后海一处充填后的道路施工的基础加固,工程量很大总计三十多万米,前后来了十台桩机,虽我们入场早,按正常估算,完工后每人有万元收入。但现实与实际有很大差别,先是入场后二十天才开工,开工后原定13.8 米的桩深,被改为10 米,不几天,又迅速改为7、6、5 三种规格。这是典型的承包方偷工减料案例,为掩人耳目表格上所有的桩深仍标记为13.8 米,粗略估计,实际施工仅原定的4 成上下,核算下来,至少几百万工程款,轻而易举进入某些人的腰包。而就施工者来说,由于施工有时间限制,打工非但不能加班加点,正常施工时间也要核减,每天七点上班,下午四五点就早早收班,工资因之大大减少。据说工地挣不到钱,也许为了给施工者些许补偿,元旦时给每台机二千元奖金。但到了我们组,这两千元不知是被开机位的绰号“印痞子”的机长独吞,还是机主也是他舅子的黄某均分,其他人分文未得。而工地上这中大小贪婪的表演,又引发工程包工头、武汉新洲黄某人的贪念,这个先前独吞工地水泥袋款的人元旦后突发奇思,他以那点奖金他个人争取来的为由要求元旦后每施工一条桩,他要扣一米的劳务费。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贪婪表演,让本已寒冷的心情,冰凉到极致。而那个本来寄望的工程,在一百天时间,仅仅挣到三千元。尽管工程还没结束,机主刻意挽留,但旧历年休,我坚辞不干了。

那些年在珠三角许多工地,我们所从事的施工,大都是为确保施工安全进行一些先期性的临时支护工程。珠三角大体上属冲积平原,许多地方有厚厚的淤泥层,开挖后很容易崩塌,许多必需先进行加固支护。但根据我的观察,不少地方也有坚实的土层或岩层。而绝大多数施工设计中,为避免事故,对临时支护下足了本钱。而现实施工中,不少地方并未按设计施工,而尽日能省些成本。我经历过不少这类施工,如将设计的喷浆桩改为搅拌桩,12米长的钢管锚杆改为6 米,某些坚固的地方,取消支护。他们节省了成本,但另外看施工成本,一并扣除。

现代施工,为了保证施工规范和质量保障,往往设立第三方工程监理。作为农民工,初入职场就感受过工程监理的权威和挑剔。那九十年代在长沙施工时遇到过情况,工地施工中,他们头戴白色安全帽,时不时在工地游走,领班看见他们远远就叮嘱说:监理来了,大家注意,别让他抓到什么把柄”。而监理走到哪里,发现问题,毫不留情指出来。但十年广东打工生涯,经过那么多地方,参加过那么多施工,可谓从未看见过监理游走工地、挑剔把关的场面。完全颠覆了我初时对监理的印象。也许地域不同,也许时过境迁,再想之施工中种种黑规,总算豁然开朗。而所谓的监理制度,完全被现有黑规所收买,蜕变成贪腐链条上的一环。这也是对监理制度一个极大的讽刺。后来施工多了,才知道搞定监理有两种形势:一种如深圳南山工地那样,一开始就是贪腐分赃,监理闭目;还有些工地甲方想搞好一点,就像我们在沙虎一处高速公路边坡再加固一样,那也是老大难工程,地垫结构复杂,伴有渗水。以前修塌过,重修后不放心,还要再加固,那一回老板派他大舅子主事,负责工程的彭某还算负责。但不少地方,难以按施工方案进行。例如钻孔时遇上以前崩塌在里面的石块,无法再钻下去,就只能钻到哪算到哪,后定以高压注浆,在钢管锚上方要加开关阀门,老板觉得成本太多,就取消了。这种事情只有搞定监来突破。水泥用量不大,大家就通过盗卖水泥糊弄,监理得了好处,自然不管。他们也鬼,搞到一半,换个人来,又要重新出血。一切都为利益而运转。

零四年是我入珠三角施工第二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黑色的年份。春节过后在东莞施工的两个工地,干干停停,大约结清三千多元工资。后来转入老板小舅子,梅县那个高速公路工地,从5 月6 号进入至10 月25 号返回广州,本来工资很低,又遭承包人私吞,仅结算4700 元工资。还因值夜被盗扣去500 元。返回广州,一时又无工地。心急之中,见路边招工广告:建筑工地招工小工,日薪40 元,这与公司也相差无几。找到中介处,当时聚了十几个人,开了短暂会,信誓旦旦保证。还问是否带了身份证,交身份证,可办安全保险。见如此,交了身份证。傍晚搭车进入东莞寮步镇一处施工地。第二天打混凝土,有个先来的广西青年道出工地的黑幕,他二十多天前与10个老乡被中介骗来工地,初来那几天,除白班外,每天晚上还加班到半夜时分,太辛苦,伙候差,支不到零花钱,而在这里至少要干满一个月才能结算工资。他的老乡多吃不消,连身份证都不要就走了,只有他留下来,干满一个月再走。他说还有人干几天辞工,还被老板打了几下。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上当受骗,而所谓买保险,也完全是骗局,卡着你的身份证,让你不敢轻易走。那个黑老板四川人,他还有两处工地,要贴假广告骗人。我在工地干了十天,有八个晚上加班,每晚两三小时,劳动强度大,伙食很差,用那种冰冻肥肉当荤菜,米饭太米差之外还有些夹生。本想干满一个月,但有个贵州人干一个月走,只给了500 元,说老实当加班费都不够,所以决定不干了。那天吃过早饭对带班的说家中有事,要马上回去,工资我不要了,请把身份证还我。他说:可以呀,你交200 块钱,车票,伙候费,就不可以走,我知道和他说不清,出了工地,找到不太远的镇政府反映黑工地的情况,寻求帮助。但时间不凑巧,周日休息不上班,再找到派出所,说明情况,他们还算好,派个人和我来这里,要回了身份证,总算平安离开了。出于义愤和对工友们的同情,详细写了份揭露黑工地申诉材料寮步镇政府,是否有效只有天知道了。与我同入黑工地并有些交流的是一个湘潭人,四十多岁年纪,我少年在湘潭生活这三年,熟知语言习俗,在这陌生环境,自然拉近了距离。此人谈吐不俗,看似有点精明,可惜是那种没有责任感,只会吹牛的人。他没结婚,无牵挂,在家乡好赌,欠了不少赌债,不得已外出,在广州某货运站搞了段时间嫌累辞了,身无分文才来到这里,谁知更累。十天下来,黑了,瘦了,神情呆滞,无路可去,不像我,口袋多少有点钱,广州还好,还有个落脚点。

那些年由于工程转包盛行,一些有点头脑的工头,利用大量社游移劳动力的存在与黑中介串联,以虚假的承诺四处散发广告。以种种黑规榨取打工者的血汗钱。为了印证猜测,我打电话与黑工地联系,他答应马上可以上工。当时说先要看看情况再决定。他又支支吾吾挂了电话。

那年冬天,终于还是迎来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那是上午才从公司分离出去另起炉灶的黄主管在广州深圳包了大型基建施工,因人手不够,想要从这边调人去帮忙。老板要小彭带班,我也参与其中。近四十天紧张的施工,核算下来,我分到三千八百元,日均百元。在当时算是破了纪录,也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那时已近旧历年关,老板又要我们这帮人再去河源一处高速公路护坡加固。那里没两天就过年了。也许是出生以来,一个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异乡过年,而年关仅仅除夕春节两天休假,而除夕那天晚上又恰逢我轮班值夜,一个人躺在木板搭成的棚床上,看远近鞭炮焰火,欢度春节的热闹气氛,心中别有一番感受。

后来在这个紧靠西江的工地上,大家不停歇地干了四十来天后,又分到四千多元收入,总算对过往那一段有了一点补偿。不过每年还是一万四五的收入。工资不高之外,两个工程之间常之有断档期,而不少工地进场之后还要等上好多天才能开工。而一旦开工,施工方就催促加班加点。因此,不少人自嘲干这种事的人必须要有“两得”:一是十天半月没事干要“等得”,二是连续加班加点,身体精力要挺得住。情况确实如此。闲暇时,绝大多工友爱玩牌,而且都附带一些资金上的输赢。玩家之外,还有不少观者凑热闹。也是农民工消磨时间、排解寂寞的方法。而珠三角地方盛行“六合彩”,同样吸引不少人投身其中。我是极少数既不参与也不观看的人。停工期间看书之外,也常外出走走,有街的地方游街,无街的地方走景,美其名曰不花钱的“旅游”。有时候也尝尝地方特色食品,跑上一二十里也是常事。

零七年冬季,由人推荐,我去了过往在公司专搞高喷作业的曹工头接手的珠海南屏一处立交地下通道的大型喷锚支护工地。那先期松闲,后期紧张,我赶来正是紧张期。工程持续3 个月,那年南方降雪加冰冻,公馆封闭,珠海当时无火车,加之施工紧张,我们那一帮人都留在当地过年,过年时还是休息了好几天。那个工地效益不错,分到八千多块钱,算是过往年来最好的工地。相处之中感觉四十多岁的曹工头,待人公正,心直口快,是所有公司管理者最好相处的。他也认可我的勤劳,后来就转行他的高喷作业中。而高喷作业大都在水库、堤坝等地方进行防渗加固,机组人不多,但工时长,劳动强度大,按量计酬,工时内工资比一般工地高不少。就是经常有断档期,忙中有闲是常一个人在干不集县湖浪水库,看守机械八十多天,那里极为清静,无所事事之中,拿取久违的笔,静思中,写下回忆母亲及共同生活场景,“风雨人生”及“十年种养”,对过往生活进行回忆总结,触发多种多样的思绪。至一一年底,在汕头这个我最先听说广东地名(因为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在部队的大姐,与大姐夫在汕头结婚并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因此很早就知道汕头之名。但在打工史上,却是第一次来这里,也在此终结了我个人的打工史。刚好人过了六十五岁,已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了,选择退出。广东打零工,主供儿子上大学,儿子也算争气,贫困中顺利完成两个本科专业,顺利找到工作。除此而外还清养猪时欠下债,最终还留下五万元积蓄。只可惜似我这种年龄段的人,没能等到打工环境不断变好、工资节节攀升、附带养老保险的好时代。但是人生总有缺陷,想之那些比我大一段年龄的,比起那些一辈子固守家乡,走完一生的人,我也还称幸运者,其实四处奔波漂行营生,经受各种历练,也是难能可贵的,它扩展了我的视野,也丰富和激发了我的认知和思维,这些才是极宝贵的。也因为如此,我才可能以一个当代的无产者——为社会贡献红利的农民工,来描述、分析和判定它的时代现象,它的社会特征,做一个自认为比较公允的论断。作为打工人,由于年龄的限制,没能进入工厂车间体验正统产业工人的历程,有所遗憾。零三年夏季,第一次进入经济活跃工厂遍地、打工者高度集中的东莞地区,在时属全国百强镇前列的长安镇,行走于宵边工业区,当下班的汽笛拉响以后,身着工装的打工仔、打工妹成行列队,从各个厂区蜂涌而出,看着一列列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轻捷的脚步、热烈的话语、昂扬的姿态,似乎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的气象和节奏。我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也会和父辈们一样默默无闻蹲守各自的穷乡僻壤中,度过贫困而卑微的一生。尽管他们目前也并不富裕,但起码比上一代好得多,眼光和见识也丰富得多。整体行进在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傍晚,在宽广而灯光璀璨的市场上,五光十色的摊位,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之声,熙熙攘攘的人流,又显示由于他们的汇集而带来的另一种繁荣。

第二年盛春,再次因施工来到长安。工地不远处是赫赫有名的长安广场。长安广场之大、之美、之聚注人气,是我十年广东所之最。长安广场中心,是上万平米的平坦、平整而清静,白天置身其间,空旷无人。广场一端是成排文化设施建筑,有展厅、演奏厅、图书馆,正对广场墙面有超大型电子屏幕,相对应另一端,是一组大型组合式喷泉,而广场两侧是修剪保养极好的园林,其间多置小亭、躺椅、石凳石凳之类。十足的休闲风味。

每当夜晚,打工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人气最旺的当属每晚播放电影的电子屏幕前。不少人带上小凳,或者放个纸壳,席地而坐。好动者则走向灯光喷乐一带。那里爱众不断变化,而中央区巨大圆盘上的大石球,在喷水推动下快速旋转,吸引众多看客。而情侣们三三两两、偎偎依依,进入园林内,各行其乐。这种花巨资打造的公共广场,表现当地政府远见和人性化的思维,它美化了环境,聚注了人气,无形中提高了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而打工者在此得到娱乐,一种变向的归属感,无疑营造了一种双赢的局面。

不过,十年广东,给我变化感最深的莫过于公司基地所在地之处。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大源村。虽为一村但有二十多个村民小组(当地称社),一条公路贯穿其中延绵十里,我零三年初来时,基地处在各方面比较好的营房。那时还是简易的砂石公路,而路旁大多荒坡野地,时不时见到些石棉瓦搭的简易棚场。有房屋集中地方形成小街市。就在那时几个房地产项目相继开工。除了最早的“桐林别墅”,“江南世家”、“万科兰山”各据一地,层层高楼平地起,公路也同时施工拓宽,公司基地也不得不搬到偏远大源山下。悠然之间,拓宽公路傍投资者与腰包鼓鼓的村民纷纷在公路傍建起商住楼,一时间人气大聚,市气大聚,财气大聚,迅速繁华起来。可说每次从别面施工回来,都能感到明显的变化。就基地所在的山脚下,随着厂房、楼宇、农家乐之类兴办也一年一个面貌。

改革开放,就整体特色而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兴工史、兴城史。开启它的动力,是在信息高度发达、外面世界影响下激发起来的,但过往的体制恩赐下,进行这种改革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它的整体思路是开放国门,认真借鉴外部先进的方法和观念,同时开拓市场招商引资。由于与过往理念和制度设置存在冲突,不顺畅也是必然的。例如,现行制度下诸多审批环节,几十个公章下公文拖延难决。舆情总结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诸多牵联中引发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利益输送,产生诸多社会负面影响。在社会治理上,过去长期单语境良好的自我解读,一切光环聚集产生的高度个人崇拜,故然荒谬,但它也确实产生很强的社会凝聚力。而这种荒谬一旦揭穿,加之各种思想的涌入,一切向着社会潮流,多层领导不作为,人心涣散,带来的社会混乱、触目惊心。让许多下层人士生活在惶恐之中。好在社会经济在不断向好之中它所产生和带来的市场繁荣、充份就业、环境的变化,引发社会的良性发展,走上可以说多种因素的增加,最终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

个人感觉零三年胡温政府登台有一点分水岭式意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当时环境下还是别有一番新意的。而过去厉治观念下讲究广罚,想以此为杜会正风,可惜适得其反。当时官场不作为,企业向钱看,广罚正和其心,尤其交通部门,丢个烟头果皮、吐口痰,立马过来,先以查票为由,票一到手,立亮罚单,不怕你出钱,反正老百姓好欺负。而治安混乱,黄牛党倒票,他们又闻不问,至少个人感觉极度反感。不找部下说事,用广罚应对百姓,还有公粮交迟了,都要加所谓滞纳金,他们心中听有百姓的位子,而和谐社会治理下,广罚取消不见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取消了,后来农村老人也有了养老金一事,尽管数量不多,但对农民来说,意义重大。在乡间,随处可以听到发自内心真诚的感叹声,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而作为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环境,由于官场作为不同,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前面讲述过,九十年代在广州火车站买票经历,留给我一场恶梦般的心境,但零三年旧历年前,再来广州火车站,见到的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广场上随时可见到武警巡逻身影,窃贼扒手不曾踪影,黑贩子消声匿迹。广场还搭起多处遮风挡雨的棚架,购票尽管人多,在引导下井然有序。而售票厅放入一定人数后,通道关闭,清空再送入一批,而仅仅一个小时,就购到票了。从政者的作为与否,通过这样一个事例清晰地反映出来。

不过尽管有巨大的社会进步,但若真正站在公平、公正、清廉、高效观念看问题,社会仍有许多缺陷甚至急待解决的问题。楼堂馆所的大兴大建、公费消费大吃大喝、政商勾结下的行贿受贿、有钱操纵下的楼房市场,都是不容回避的巨大问题。一家独大,一家专政有利有弊,社会行为和制度规范,说到底要求执政革自己命而约束自己,向来是最难的,只能拭目以待。

最后谈及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既是城镇化最突出的体现,也是大量底层社会人员改变身份融入城镇最关键的体现。但政府高层设计上一开始就定位模糊。而所谓市场化的决策,一开始就是主动弃责,引狼入室的败笔。工农商可以市场化、逐利竞争、淘劣留良,但房地产决不可以市场化,而中国一党专政、土地国有,也是最适宜规范化房地产运作、居者有其房屋、而居于城市人不再拥有田地、保障农业人口、让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在发展城中,让农民吃饱饭。

成稿于二〇一六年

一九年再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