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

创新管理精简农村基层机构的建议

李朋远 · 2017年 · 约 2,448 字 · 阅读约 6 分钟

基层政府机构直接广大群众,宣传和贯彻上层机构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为有需求的群众办事解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公正、廉洁、精简、勤勉,理应是它应该具有的特质。作为一个农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农村基层机构,无论直观感受,还是理性思考分析的结论,都与上述要求,人民群众的期盼相去甚远。当然,各地情况存在差异,但许多东西,源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带有一些普遍性。更重要的是,个别基层办事机构,虽然在全国看来,微不足道。但放眼全局,它却是全国体量最大、人数最多与基层广大群众直接接触的公务队伍。因此,深入剖析,痛陈利弊,找出根源,用科学管理手段,除弊兴利,势在必行。

从历史的渊源看,如今农村基层镇政府,源自于集体经济时代的公社(后改乡)最后又由几个乡合并成的。作为一个经历过和见证两种体制的农民,直白地说,集体经济是基于一种美好愿望而设计的,实际上背离经济发展规律,把农业人口长期捆绑在一个固定区域,而最终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但就其管理而言,机构设置精简,比较廉洁,办事效率高,是不争的事实。作为过来人深有感受。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当时财政困难,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拿工资的人员配置,容不得大手大脚,一个公社,财政供养的人员也就十人上下。第二个方面,当担的角色不同,那个时候公社属下统管一切,农业生产、环环要抓抓收入分配、把关统计,再加上各类政治运动、各种大小会议,人少事多,忙得团团转。许多干部晚上要办公到九点。例如,当年我结婚时,就是晚上去办手续的。

改革开放是颠覆性的巨大社会变革,它从农业改革开始。随着田土山林入户承包、集体企业在倒闭、出让、承包之类的变化,基层政府机构已经丧失了它过去抓管经济最主要的职业功能,加之运动、会议日渐稀少,从业看由忙碌向闲。这是社会变革带来的必然后果。令人费解的是,它的从职人员不但没有裁员减人,反而是一些编制外人员被吸收进来。最初,还有所谓“临聘”的说法,但亲眼见到一些加入体制的人如今都变成体制内的退休者。

那个时期,也许为了安抚一些体制内人员对变革的惶恐和反感,以及基层领导对这种社会变革缺乏明晰的认识,当时社会和一种论调,说今后农村的基层工作,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要进一步加强,而扩充编制,就是最安抚人心的行动。随后推行的撤乡并镇,口号上喊精简机构,但着重点则完全背离精简二字上。现在回过头来整结定个“劳民伤财”决非虚言。劳民,是群众办事带来的不便。以自己为例,以前去乡政府走路不到半小时,如今去镇政府,往返车资十几元。再说伤财,我们四乡并一镇,旧有办公场所弃之不用,而许多都是改革后新造的。新造政府由于人员多,占地规模花费大量资金。当然用衙门观点看,确实气派了,上了层次,而精简的核心在于合并效能,减少编制人员,减轻财政负担。而据熟知的人士说,镇政府编制人员,不下两百,比集体时期翻了几倍,如何演化而来不得而知。

纵观我国基层政府机构建设,整体上呈现一种逆势而动的现象,在自身功能弱化、辖下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反而大力扩充编制。整体呈现一种机构臃肿、人员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同时每年剥蚀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工业强劲扩张、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原有体制下人口布局严重失衡。在这种状况下,解除集体经济后,获得自由之身的大量农业人口,从最初小量、摸索式的外出务工经商,直至不断扩展,变为一种潮流。目前,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让许多身处异乡、完全脱离农业行当的人,仍背负着名存实亡的农民身份,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深入,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新一代人口中最终改变身份溶入城市是一种趋势。而现代农业,也只有在高度机械化、规模化才能完成蜕变。农业人口减少是一种趋势。

目前来看这种沉疴性的体制病,除了基层政权机构,纵观长期以来社会反馈的各类信息,机构臃肿在不少中高层政府部门、不少事业单位,甚至某些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机构人员扩张,理由多以论资排辈,相互攀比,但自扩张一呼百应,高效迅速。因为它可以衍生出许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反正不用自己掏钱养人,是这种沉疴的根源。

相反裁员减人之类,如果缺乏过硬的应对措施,则往往怨声载道,阳奉阴为,绕道变通,大打折扣。缺乏有针性制度设置,放任自流及检查监管缺乏,是冗员繁多、效率低下的根源。而我辈主旨,层层压实责任,通过创作和制度设计,把个人、单位、部门整体运作的状况随时反映记录下来,不断总结经验,除弊兴利,让制度也流向良性化方面发展。

在具体的政体建设中,强调主旨例如类似公正、廉洁、精简、勤勉的施政建设思路,主政者必需把关担责。例如,属下部门滥配人员,许多人无所事事,一经查检,主要领导要担责。上级部门,或相应机构,审核查检。对每个具体部门,为了切实掌握情况,反映汇整情况每个工作人员,每日填写自己的工作纪录,今日具体办了什么事情,并加以验证,而每个部门又有与之配套的汇整纪录,真实而清晰地反映工作状况。它也可以成为阶段整结,或者问题追责的重要依据。有了这样明晰反映现实的工作纪录,那些事情多、工作积极、工作能力强、责任心重的部门和个人,就为之高兴、起生鼓午之情。那些以前懒懒散散、遇事推委、毫无责任感、进取心的人,就会在这种制度面前,改变态度,以免追责和被淘汰;而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责,或者本来安排一个人却轻松,为摆门面,偏偏还要配几个下属,就会面对工作记录惶恐不安,不知如何下笔,暴露无遗。

情况清楚明了之日,就是有针对性的精简之时。该精心精,该减的减,该并的并,毫不手软。让我们的政体真正回归到它本该具有的属性中;而宝贵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再沦为政体恶性扩张中的“唐僧肉”。

其实,在现阶段基层政府要把相当部份的精力,用到一些难以量化,又不容忽视的社会职责方面。诸如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制宣讲,乡规民约的良风化俗,社会治安、限赌、禁赌。而这类工作,决不能在办公室完成。只有一种担当社会责任的积极热情姿态走出去,发现问题,寻求化解之道,寻找之中,听听取群众评价。

写于二〇一七年